中国的人均GDP2000年是800多美元，2010年年底将接近4000美元，大大超过了人们的预期。但中国人的幸福感并没有如此成比例地上升，在城市，规划发展的不近合理，公共服务的严重滞后，使交通拥堵成为市民生活疲累的重要原因。

路堵，心更堵

■  本刊记者  李蒙

上班下班，需要跋涉多久？

睡眼惺忪中感觉到老公一个例行公事的晨吻，听他穿衣洗漱、招呼孩子直到最后出门的声音，是叶静（化名）每天的开始。之后是半小时的宁静，然后她起来，洗漱穿衣出门。先坐一段公交，到天通苑北站的地铁10号线入口，再倒2号线，然后还得坐一段公交，才能到她的单位。买车已经5年了，但老公上下班必须准时准点，还得接送孩子，而叶静在出版社工作，可以潜规则地“迟到早退”，所以车一直是老公开，没法捎她一段。

等公交时匆匆吃完路边买的热乎乎煎饼，然后开始上公交车的一阵“肉搏”，只要在人堆中稍微撑一点胳膊，就会被“裹挟”着“架”上去。臭汗味，呼出的葱蒜味，香水味，嗡嗡作响的空调排除的冷气，都混杂在一起。每到一站，上下车都会引起一阵骚动，这些叶静都已经习惯。她亲眼见过车门有一次被挤坏了，还有一次下车时脚下落空差点摔成脑震荡，还有一次一位老北京口音的大妈骂了她，“你要轧死我啊！”这个“轧”字令她印象深刻，眼前浮现出机器轧出花生油来的场面，心中感叹“这儿轧出来的也是人油啊”。

同样的拥挤也发生在地铁车厢里，有人形容是“铁皮肉罐头”，有人形容是“移动相册”。有人说“挤死你不偿命”，有人说“孕妇挤进去产妇挤出来”，其实哪个孕妇敢上早高峰时的公交车和地铁呢？在人贴人的情况下，对于性骚扰，叶静很无奈。当年还跟老公诉诉委屈，老公也只是尴尬地笑笑。如今再不说了，只是习惯性地做出些防备或抵御的架势，只要不太过分，也视而不见麻木不仁了。

除了挤，就是堵。2009年“北京最帅交警”的话题一度红火，后来这位交警还被评为“全国十大法制人物”。叶静猜想这位最帅交警执勤的那条路肯定非常堵，公交车的乘客都在拥堵时有欣赏交警的习惯，叶静也是如此。此外，还可以欣赏广告，尤其是地铁里绚烂缤纷的广告，在地铁车厢开动时也在窗外闪烁流动。还可以戴着耳机欣赏音乐，或看放在手掌中的“迷你”移动电视，手机可以上网，每天的“菜”叶静多是在公交车或地铁里“偷”的。还有，可以欣赏年轻的情侣，他们的一些放肆大胆的亲密动作，打情骂俏的争吵调笑，看着看着能回忆起自己的青春——不过只能用眼角的余光来欣赏，不能盯着人家看。除了这些，再就是打瞌睡。有一次叶静靠在一个男人的巨肥胖的肚子上，差点真睡着了……可只要到了离出版社还有一站地的骡马市大街的口上，叶静就会迅速清醒过来，所以从来不会耽误下车。

这是上班，下班，就是把这盘录像带回放一遍，但不能“快进”，有时还要播放“慢动作”。单程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来回三四个小时，每天有六分之一的时间耗在路上，一天中的很大精力要耗在路上。真到了出版社，叶静已累得不行，坐在办公桌旁只想休息；而等晚上回到家中，通常要倒在床上睡半小时，再起来做饭。而老公下了班还要去接孩子，回来得更晚。

根据星尚传媒出的一份《中国都市生活形态和流行趋势调查报告》显示，北京的上班时间是一个半小时，上海是一个小时，广州则是半小时。按里程来说，北京人每天平均要往返奔波几十公里，只是为了上下班。

梁思成的预言终于应验

北京的交通拥堵，只从交通规划和建设上找原因，在新华社高级记者、《城记》作者王军看来，是“治标不治本”。他曾与北京一个搞道路规划的权威专家交谈，专家给了他一叠很厚的报告，里面都是一些工程方面的东西：立交桥怎么规划，左拐弯怎么办，怎么发展单行线等等。王军问了一个问题，无论公交还是地铁，早晚高峰时每一站都只有上车的人，没有下车的人，这是为什么？专家听后一拍桌子：“看来我漏写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交通规划怎么和土地规划利用结合在一起。”

王军1991年大学毕业后，到新华社当记者，主要写北京的城市建设。开始几年的报道都是在歌颂立交桥，但随着北京的交通越来越堵，他进行了反思，直到读懂了梁思成，才找到了问题的症结：北京的交通拥堵不仅仅是交通规划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城市总体规划的问题，因此无论修多少立交桥建多少地铁，交通拥堵也很难根本缓解。梁思成早在50年前就预言，北京早晚有一天要得病，心肌梗塞，动脉血管硬化。

1949年建国后，北京开始进行第一次总体规划，梁思成、陈占祥提出新城市中心方案，建议把城墙内的老北京作为城市博物馆整体保留，将行政中心安排在以五棵松为中心的西边，再往南发展一个商务区，由这三个区域来构成市区，北京城墙作为三个区之间的区隔。

但这个方案最终被否决，实行的是前苏联专家和朱兆雪、赵东日等人提出的内城方案，将行政中心建在建国门、长安街与前三门大街之间的地带以及午门至灵境胡同一线以南。“朱赵方案”决定了北京“单中心”发展模式，后来在此基础上，相继规划建设出了一环、二环、三环和四环，直到如今的五环、六环……

当时反对“梁陈方案”的意见认为，保留老城建新城，花钱会很多，责怪梁思成“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而后来的实践恰恰证明，在老城内建新城，比在老城外建新城花费得更多，“梁陈方案”反而是最省钱的。因为在老城内建新城，老城内的居民要拆迁，这笔拆迁费用不得了，而拆迁后的安置和配套设施的建设费用也不得了。当时北京二环路内有130万人口，曾有人主张都迁到百万庄一带，因强烈反对而作罢。不管什么时候，在二环外建的房屋总是比在二环内新建的多得多，因为任何建房者都会算出一笔经济账。

反对“梁陈方案”的另一理由，是觉得梁思成只想保留老建筑老古董，思想太保守，不符合新时代。其实梁思成的城市规划思想是非常先进的，已经远远超越了他的时代。他认为，城市应“多中心”发展，一个地方应首先要考虑足够的就业岗位，然后再考虑足够居住的单元和配套房，让居民就近居住，就近就业，这样的规划发展才是合理的。梁思成曾对当时激烈反对他的北京市副市长吴晗说，规划的失误现在可能看不出来，但“50年之后，历史终将证明，我是对的，你是错的。”

城市应如何科学规划发展？

随着北京的不断发展，被拆迁到城外的人越来越多，在城外买房的人也越来越多，他们又都得到市中心来上班。房价在节节上升，现在买房者的视线从三环、四环已经转移到五环、六环，直到河北境内的燕郊、涿州、廊坊等地。而他们的工作地点多在三环、四环内，每天上下班的人流形成了从城内到城外的巨大的“钟摆”。

叶静就是这巨型钟摆上的一个小螺丝钉，她和我都曾在武汉生活多年，对两个城市的差异感受深刻。武汉是个多中心的城市，市区由武昌、汉阳、汉口三大部分组成，一般来说，住在汉口的居民很少需要去武昌或汉阳，住在武昌的居民也很少会去汉口或汉阳；而在北京，人们几乎每天都要跋涉几十公里甚至一两百公里，无论上下班还是办事。

在王军看来，武汉的多中心发展是长江、汉江两条江河天然形成的，是老天的恩赐，而北京和许多大城市的单中心发展，是一场人为的失误。

时间进入2010年，西城区要搞金融街西扩，朝阳区要搞CBD东扩，宣武区要把菜市口的商业区扩大，崇文区要扩的是崇外商务区。而在北京的六环外，这张市政大“饼”，还在不断地往周边农田里“摊”，建的几乎都是住宅区。城市单中心的发展模式，有进一步强化的趋势。

北京和许多大城市现在面临的抉择是：是继续“单中心”发展，还是扭转这种发展趋势，建卫星城，走“多中心”发展之路？

似乎可以讲一句“场面上的话”，城市的规划者、建设者尤其是掌权者，应该响应一下党中央的号召，深入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思考一下城市到底应该如何规划发展，才是科学合理的。是单纯追求GDP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是满足于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的表面繁荣，还是以人民的幸福感受为依归，用科学合理的规划发展，让子子孙孙都活得轻松愉快？

“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