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故宫藏晚唐越窑秘色瓷）
      越窑秘色瓷自有其名称以来就一直备受藏的关注，人们对能够拥有一件秘色瓷而绞尽脑汁苦苦搜寻。但是，究竟何为秘色瓷，又如何甄别却知之甚少，他们由于多方条件的限制而不能上手体验，仅凭着对博物馆的展品隔着玻璃欣赏，因而有“隔靴搔痒”的感觉，致使对秘色瓷的真正涵义缺乏必要的认识和理解。

     越窑作为中国陶瓷的发源地，从先秦时代起就开始了陶器的制作，其中河母渡文化的陶器距今已有近九千年的历史。受河母渡文化的直接影响，浙江境内的余杭良诸文化、嘉兴的马家浜文化等纷纷利用各地丰富的物质条件生产出各式陶制生活日品，这在先秦时代都是一种文明进步的表现。至东汉时起，由陶向瓷过渡时期的慈溪、绍兴、萧山、德清、上虞、台州等地成功地创造了原始青瓷，这对后来东汉晚期在上虞小仙坛帐子山始烧出的真正意义上的瓷器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整个东汉晚期，流经上虞的曹娥江两岸光窑址就多达数百座，足见浙东地区瓷业兴盛与繁荣发达的程度。

（私人收藏）

      在陶向瓷转变的过程中，又存在着原始瓷的过渡阶段。长期的经验积累和日渐成熟的制瓷技术，加上当地丰富的瓷土资源，丰沛的水源以及富足的燃料等，对制作髙品质的越窑青瓷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当进入唐代代时，越窑瓷的生产进入到其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正是在这一特定时期才产出了久负盛名的秘色瓷。

 
     对于秘色瓷的始烧年代历史上有过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是烧于吴越有国之前；一种则认为是吴越国钱缪在位时所烧。根据宁波市考古所和慈溪文管所对慈溪上林湖荷花蕊窑几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证实：秘色瓷始烧于中晚唐时期的咸通二年（公元861年）。从该窑提取的实物标本看，秘色瓷的釉色大致可分为：：1、艾草色；2、翠绿色；3、湖水色；4、姜黄色。

    所谓秘色，即指秘而不宣的釉的配方。而秘色瓷是指越窑产品中最精美、制作最精湛的瓷器。秘色瓷之所以神秘莫测，源于唐.陆龟蒙《秘色越器》中的诗文：“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这首诗的头二句的大意是：九秋（即深秋）寒露来临之际，人们在秋收后的农闲时开始置窑烧瓷，其中烧出了釉面似千峰翠色般的优质陶瓷。由此可见，秘色只是一种被形象化描绘的词语。至于后来周辉的《清波杂志》、赵麟的《候鲭录》等文献也都是附着于陆龟蒙的诗文而渲染秘色瓷的。

    1957年浙江省考古所在对临安的吴越国王钱缪之父母（即钱宽、水邱氏）的纪年合葬墓（天复元年，公元901年）进行了发掘，从中出土了大量的白瓷和秘色瓷。此后在对临安马皇后及吴越国最后一任国王钱云瓘墓的抢救性发掘中也出土了一些秘色瓷。在这些墓葬中最吸引人眼球的莫过于水邱氏墓出土的褐彩云气纹三足熏炉和金、银扣秘色瓷，其精美的程度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述的。其次钱云瓘墓出土的高浮雕云龙纹残罐亦大气磅礴，彰显了皇族的威严等等。

   1988年陕西扶风法门寺考古发掘出土的秘色瓷，第一次以物帐记载的文字证实了秘色瓷的存在，这在当年轰动了全世界。过去人们只是借助文献对秘色瓷了解的历史，从此被明确的物证得到了印证。法门寺秘色瓷的文字记载对于早年发掘的钱氏家族墓葬秘色瓷的认识与研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不仅对于了解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也从另个侧面佐证了吴越国与中原大唐帝国之间的关系。  

    吴越国是江南地区的一个面积不大的小国，唐中晚期随着中原和江南其他小国之间的战事频繁，处于狭缝中的吴越国感到自已受到了威胁，为了确保一方平安，吴越国每年都要向中原大朝廷进贡大量的物资，其中，原为越国皇室专用的秘色瓷也成了供奉之物中的一个品种，借此以取得中原大朝廷的保护。据《春秋十国》和《《吴越春秋》载，从中晚唐开始，越国每年的进贡之物多不胜举，其目的就是为了这块富庶之地免遭战乱之苦。

   晚唐五代时，越窑秘色瓷一改往日素面单调的制瓷风格，在保持原有造型风格的同时，先后用刻、划、印、堆、缕、雕等工艺技术对秘色瓷的装饰作了改进，产出了许多令人叹为观止的精妙绝伦的秘色青瓷，秘色瓷装饰艺术风格突出和强化了它的地域文化色彩，这种现象对于北宋越窑陶瓷装饰有着极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