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是在1963年的初夏，搬进南十七大院的。之前，由于沈阳军区文化学校的一些老住户没有搬走，南十七没有腾出校官宿舍，于是我家在1962年下半年搬到锦州后，在北十七大院的普通宿舍里住了大半年。

    南十七的居住条件，比北十七好了许多。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双气齐全。在六十年代前期，住户家里就有管道煤气和集中供热的暖气，的确是令人羡慕的。从此，告别了做饭取暖的煤球炉子，家务活变得更加轻松和洁净。

    南十七的住户里，住在独立式住宅的家庭数量并不多。东边有四座大一些的独立式小楼，住着校级干部。当时海军接收沈阳军区文化学校校区的时候，也把文化学校的一些干部一并调入了海军，包括当校级领导的将军。到我们入住南十七大院的时候，还有一位沈阳军区文化学校未搬走的校级干部住在院里，每天都有专车接送上下班。后来，那位干部搬走了，四座小楼就住着海军通信学校的校长、政委、副校长和副政委。

    其他的住宅里，也有两层的楼房，不过是两家一栋中间隔开的，学校的其他两位副校长就合住一栋楼房。而校官宿舍的主体，是一些独立式的平房。

    或许是因为在以往的战争中这里发生过战事的缘故，南十七大院里还有一些被毁的房屋废墟。解放后多年以来，也从未重新去整理和修建过，以致我们搬进去的时候，那些废墟依然是残留在那里，长满了荒草，成为孩子们玩耍的场所。

    南十七大院被用铁丝网围了起来，日夜有荷枪实弹的卫兵站岗巡逻，文革前外人进出都要在门岗登记，门岗的传达室内也设有一部电话，供联络之用。

    我们搬进南十七大院的时候，院里的孩子已然不少，而且很多都是原先在青岛时的同学或者邻居。

    因为这些原因，我们在铁路第四子弟小学读书的时候，和大院外面的同学来往的并不多。而且，少年时并不懂得世事的孩子，还有一种军队干部子女的优越感，对无论是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生活都不如我们的普通老百姓的孩子有一些看不起的感觉，因此觉得玩不到一起去。另外，家庭居住的环境，也使那些大院外的孩子很少进入大院里来，所以南十七大院的孩子基本上是在放学后和同院邻居的同学玩耍，而只有在校外活动时，才和住在外面的小学同学有些来往。就是几十年后，也很少想起班上小学同学的姓名，而南十七大院的孩子则个个熟悉。

    当时，国家的基本状况正在从严重的天灾人祸中逐渐恢复过来，而老百姓的基本生活还是非常艰苦。

    在小学里，每个学期都要统计每位学生的家庭情况，人均收入低于当时的低保线的，就能减免为数本来也不算多的学杂费。记得六十年代前期，似乎人均收入低于每月10元，孩子就可以不交学杂费了。而在那个年代，达到如此贫困程度的家庭，却并不是个别的。因为五十年代的放开生育，城市家庭普遍孩子较多，而如果母亲是家庭妇女没有收入，只靠父亲一个人微薄的收入，就很难达到全家人均月收入10元以上。所以，在当时的铁路四小里，每次收学杂费的时候，都有一些学生要求免交学杂费。而在平时，不到过年过节，一些城市贫民家庭就连肉也吃不上。有一次，一个小学的同学告诉我，他家里过春节才吃一顿肉包子。在那个艰苦的年代里，尽管我们出身军队干部家庭的孩子平时过得也不富裕，但是与学校里许许多多的普通工人和城市贫民家庭出身的同学相比，我们的生活条件已经是非常优裕了。那些在冬天里很少有条件洗热水澡的学生身上，经常有人生出虱子，身上穿着破旧的衣服，散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儿。我们在学校里，对这些贫困家庭的学生，往往是厌而远之，却并不懂得这些生活现实里面反映出来的深刻社会原因，对社会上有很多家庭生活极端困难的残酷现实也理解得很肤浅。应当承认，在那个年代里我们真的不懂世事。但是，家里的家长也确实反复教育我们要在学校里低调行事，不能夸耀自己的父母，更不能显示自己家庭生活的优越。尽管如此，生活条件的巨大差距，还是拉大了同学之间干部子女与平民子女的交往距离。即使同是海校的军官子女，住在南十七的孩子因为父亲职务高，家里生活条件好，也常常自觉不自觉地显露出对北十七等海校住宅区其他孩子的优越感。现在回想起来，少年的无知是那么的愚蠢，以致在后来的文革年代里遭受了暴风骤雨般的冲击之后，才彻底改变了一些虚幻的优越感，开始知道了世事无常，也懂得了如何与平民家庭出身的同学密切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