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建始：加固公共卫生这道防护墙

本报记者 汪言安 北京报道

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院长 黄建始教授在其5月8日的博客中写道：“我搞了半辈子传染病，还没见过一个病的流行进展是这么迅猛的”。这是他根据WHO每天发布的全球确诊人数、流行国家与死亡病例数做出了两张即时更新的流行病学疫情趋势图发出上述警示的，虽然当时中国还没有发现一例疑似病例，黄建始还是敏锐的发出了“形势严峻”的提醒。

而在此之前的一周里，这位在2003年SARS爆发后受卫生部与科技部共同邀请回国的流行病学专家，作为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国家专家组成员，在甲型H1N1流感在北美爆发以后，即以其特有的职业敏感四处奔走呼吁，并频繁地接受媒体的采访，一方面提醒政府层面做好相关防控的应急准备，一方面呼吁民众对这一新发传染病保持理性。

5月11日，在四川成都即确诊了国内首例输入性感染甲型H1N1流感病例。在相隔不到两天时间的13日，山东济南再次确诊一例。

至此以后是否还有更多的病例出现？中国是否处已经处在甲型H1N1流感疫情爆发的边缘？中国现有的疫情监测和防控体系能否经受考验？5月13日下午6时，在从杭州往南京的大巴车上，黄建始教授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电话专访。

经济观察报：随着第一例第二例输入性病例的确诊，这是否意味着此前中国政府所采取的“堵外”措施的无力？中国是否已经面临这一新发传染病疫情爆发的风险？作为流行病学专家，您或者您所在领域的专家们对当前的疫情形势是基于怎样的判断？

黄建始：首先，我的分析只是我个人的意见。实际上，随着全球疫情趋势的日益严峻，我在三四天前就提出了警告，根据这次疫情在全球多个国家蔓延的形式来判断，想把疫情“堵”在国门之外显然不现实，现在已经确诊了两例输入性病例，这也是意料之中，不能说无力，我认为目前政府专业部门的措施是到位的。从目前来看，短期内中国还面临着很大的疫情蔓延的风险。而且必须意识到，我们已经不可能阻止疫情蔓延，因为我们不可能准确预估甲型H1N1流感病毒会在哪一天、哪一个地方出现在哪一个人身上。

只是说我们可以尽可能地采取密切的防控措施，尽量减少它的蔓延，比如对与发病者密切接触者的隔离和医学观察，所谓早期发现早期隔离，同时也要让这些密切接触者尽可能减少流动的频率，减少导致疫情蔓延的机会。这样一来，就算拦不住，我们也能尽量减少损失。

经济观察报：这两例病例在未发病前回到国内，沿途都有飞机、机场、公共交通工具、宾馆等不同区域的变换，也由此增加了很多难以确定的密切接触者，目前国家和地方政府随即兴师动众，通过各种手段展开寻找密切接触者行动，就算不去关注寻找过程中所付出的巨大人力物力财力，很多不确定因素也导致了这一寻找过程的艰难。目前这还只是一两例散发病例出现，要是有更多的疑似或确诊病例出现，我们还有没有能力去进行如此大规模的“围追堵截”行动？目前还有没有更好的防控措施？

黄建始：寻找密切接触者，然后隔离和医学观察，这是证明有效的传统公共卫生防控手段，当前来说，也没有更好的方式。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来减少疫情蔓延的机会，这也正体现了国家和政府的高度责任心。

经济观察报：您如何评价这次我们在两例甲型H1N1流感病例确诊前后，来自国家和地方政府层面的表现？

黄建始：反应非常迅速，以四川的患者为例，从通报疑似病例到确诊后通报，并将绝大部分密切接触者找到隔离起来，也不过就是两天之内的事情。这也检验了这次各相关部门之间的协作能力。而且从防控体系启动之初，国家层面的决策明确显示是依靠公共卫生手段而非高科技手段，这是决策者在传染病防控理念上开始真正尊重科学了，是重大转变。

经济观察报：这几天来，在北京的一些公共场合已经有人开始戴上了口罩，药店里口罩的售价和销量也激增。很多市民也公开表达了对这一新发传染病的担忧。您曾多次强调，中国在经历SARS考验之后，已经构建了相对完善的传染病监测与防控体系，抵御各类疫情风险的能力也大大提高。您能否具体谈谈现有防控体系在软件、硬件方面的情况？

黄建始：民众的自我防护意识提高，这是值得肯定的，但不能过于恐慌，在这场原因尚不明、人类也没有任何免疫力的新流感面前，民众最要做到的就是相信政府公共卫生专业人员。

这需要比如你我这样职业的人一起努力。我们做流行病学的专业人员应该以专业的精神和责任心，把自己在专业领域的事情做到位，比如卫生、农业、质检、检验检疫等部门的专业人员各司其职。而像你们媒体更是要利用自己的平台理性报道疫情的真实情况，而不是夸大其词过度宣传而造成更大的恐慌。

实际上，SARS以后的这6年，中国在公共卫生应急体系软硬件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这次在公共卫生防控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比如政府执政思想的转变方面，现在是根据疾病流行的规律，从传染源、传播途径、易感人群三个关键环节实实在在地扎实进行防控，而不是迷信所谓的“高科技”。

比如我们已经有世界上最好的传染病监测体系，全国疫情直报网络已经到达县乡村这一步。在传染病防控策略上已经形成了比较有效的联防联控协调合作机制，比如寻找与确诊病例密切接触者就是一个成功的多部门合作的例子，民航提供乘客信息，各地疾控部门积极寻找，医疗机构随时待命，保证了在这么短的时间找到暴露者并对其进行隔离观察。

6年前，香港有了“非典”后，美国立刻找到与香港首例患者住过同一酒店回到美国的美国人，立刻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和观察。当时我们做不到，这次我们做到了。

经济观察报：还有哪些不弱环节呢？怎样补漏？

黄建始：当然，我国公共卫生体系建设还有很多完善空间。

      决策者的观念在防控传染病之外还是停留在更多关注疾病而不是健康上，这一点在这次医改方案中表现很明显，医改的5大发展方向上，实际上只有一项能落实到公共卫生和健康。政府要投入的健康理念并不是仪器设备的高精尖，而是医护和公共卫生专业人员的素养，这些都是短期内看不到政绩，但关键时刻能起到非常大作用的。

比如我国的医学教育基本上不重视预防医学和公共卫生，而美国规定预防医学内容占医生执业考试七分之一的内容。由于我国医生在这方面缺少观念、知识和技能的准备，尤其是基层人员在这方面缺乏足够的专业培训，在疫情监测和防控体系中，会给我们在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上就会存有很大风险。不过这不是一天两天能解决的，需要长期投资，从教育源头上去完善。我们国民的健康素养也有待提高。

当然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得到改善的，这些薄弱环节都需要在防控体系建设进程中逐步夯实的。我还是那句老话，“临时抱佛脚肯定是不行的。”

经济观察报：就当前而言，民众对这次新发传染病情况的判断除了被动接受各种信息之外，并没有什么更好的方式来主动应对，您对此有什么样的专业性建议？

黄建始： 6年前，我国最终战胜SARS并不是靠疫苗、特效药或者消毒剂这些技术层面上的东西，而是靠防治传染病的传统公共卫生方法和非高科技手段，即教育群众，预防传染病最经济有效的方法就是让每个人都认识到传染病的危险性，自我管理好自己的健康，自动地保护好自己，自动地切断传染源。

公共卫生要形成一个良好的大气候，就必须提高大家的健康素质。让每个人都能接受高等教育在短期内是不现实的，但中国有良好的宣传运作系统，我们可以利用宣传组织系统和经验来宣传健康理念，知识和技能，让大家都知道，公共卫生与每个人都是密切相关的，科学的健康理念、知识和技能是每个人都需要的，健康管理是每个人都不能没有的。健康管理就是通过科学的方法找到各种增加得病和死亡机会的健康危险因素并采取科学的方法去除它，使我们的健康得到维护和改善。这也是公共卫生预防为主原则的具体体现。我已经在多个场合反复表达了“健康教育和健康管理就是最好的疫苗”的观点。

        如果说6年前的那场SARS给我们留下最大的遗产就是大家已经意识到预防医学、公共卫生的必要性和健康管理的重要性。今天我们抗击的甲型H1N1流感，又再一次以强烈的信号唤醒我们必须重视公共卫生，必须加强健康教育，必须强调健康管理，加固公共卫生这道防护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