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pumcjesse@yahoo.com.cn

2007年，两个美国人写了一本题目本身就很吸引眼球的书，很快就登上了美国《纽约时报》的畅销书单。这本书名叫《最病者生存》。

我们知道，达尔文讲的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怎么“适者”变成了“最病者”？

能成为《纽约时报》的畅销书自然不会没有道理。这本书通过大量的例子，说明了人类早期出于生存需要而进化的一些基因，后来因为演化的外界条件变了，原来的威胁退居二线，发展的需要使这些保护基因反而变成了疾病易感基因。比如非洲某些恶性疟疾流行的地方，长期进化选择的一种基因，使他们的红细胞变形，可以保护人们免死于恶性疟疾。但是，在恶性疟疾不是生命威胁的地方， 拥有这种基因就不一定是好事了。因为变形的红细胞很容易被破坏，一旦接触某些食物，就会发生溶血性贫血。

这本书里有一段关于酒精的，很有意思的描述。

如果您是亚洲人，包括我们中国人，第一次饮酒，您有50%的机会要出现心跳加快，体温上升，脸色变红，甚至“酒后吐真言”。这种现象叫做“亚洲潮热”。医学上的说法是“酒精潮热反应”。很奇怪，一半的亚洲人饮酒后有这类反应，其他种族的人饮酒后极少出现“酒精潮热反应”。

为什

应邀写这篇博文。正好也有话要说。就写下如下文字。是从一个普通纳税人角度写的。

我心中的中国科学院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中国科学院应该为我们的下一代做点事。看到现在小学生在拉班干部选票的报道。我无语。

我开始阅读除教科书之外的第一本书是我父亲给我买的《科学家谈21世纪》。当时的印象是科学是很神圣也很实用的事。科学家从事的工作很崇高。可以改变大家的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中国科学院是中国科学家的最高殿堂。

那时我还是小学生。这本书激起了我的阅读兴趣，扩展了我的视野，让我对今后，对科学充满了憧憬。对我今天从事的工作，尤其是健康科普工作，应该说起到很重要的作用。这几年来，我凭一个科学工作者的良心，说了几句真话，获得许多认可，也经常被骂。有人说我傻。当然，方舟子更傻。我的傻估计有很大一部分是《科学家谈21世纪》种下的。

中国科学院当然应该攀登科学高峰。但是， 有那么多的山，有那么多的峰，攀什么山，登什么峰是可以选择的。而这个选择是有价值取向的。有人说，科学无国境，科学家有祖国。至少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和其他员工都是纳税人的钱养的。当年中国科学家在一穷二白的基

    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简称慢病）管理是健康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近年来，我国健康管理界同行在慢病管理的现状评估，理论框架，适宜技术，管理平台等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1-4】然而，至今还没有见到业内普遍公认可借鉴的成功案例。慢病管理理论与实践的进展缓慢，投入不少，成效不大。制定计划都很全面周到，具体落实往往是事倍功半。现状是：慢病流行基本失控，慢病危险因素大量泛滥。

      究其原因，除了体制，资源，技术层面的因素之外，笔者认为关键是目前我们的慢病管理思维还是没有跳出传统诊断和治疗的框框。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发展速度太快。面对在全国范围内出现的大规模工业化，城市化和老年化以及由此造成的慢病大流行，我们并没有在思想上，物质上和方法上做好准备。老思维老方法解决不了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

     一年多前， 笔者在《中华健康管理学杂志》2009年第6期的述评中以“高血压悖论”为例，建议慢病管理必须采用大健康模式的新思维，转变观念走新路, 在预防和控制生物学因素的同

有人说，现在美国人是性观念开放性行为保守，中国人是性观念保守性行为开放。当然应用到所有人身上肯定不对，但这种现象比较普遍是说的过去的。性观念保守性行为开放的一个后果是不少人得了性病没有及时治疗，造成更多的传播。

有专家估计，每一年，每100个国人中，至少有一个人得性病。更糟糕的是, 这些性病大多是通过婚外性接触传染上的。而且，每十个得性病的人当中，有八个是20来岁到40来岁的青壮年。幸好绝大部分性病不死人，但造成许多难言之痛。

    不知道到哪里去寻求帮助的后果是电线杆上的“老军医”泛滥（其实是假的）。越治越糟。

网上如何？百度搜索 “性病”，0.001秒钟可以找到约9千7百万篇相关网页。我大概地浏览了前十几篇网页，网页中与性病相关的信息大多是扭曲了的或者强植了广告的。浏览十几篇网页花了我半个多小时。按我还不算慢的速度，不吃不喝要看完9千7百万篇网页至少要570年！看完后还要花时间判断那条信息有用。在这段时间我已经过了好几次人生了，如果99年算一次人生的话。可以说，在网上寻找正确可靠健康信息的机会成本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没有人能负担得起的。

    其实，寻找正

　　精品礼服店里，忆冬对着镜子试着一件银灰色礼服长裙。虽然腰身没有了昔日的玲珑曲线，倒也还是不胖不瘦，这紧腰的样式穿在身上，感觉还是得体的。领口不高不低，丝质裙摆既飘逸又端庄，蕾丝七分袖刚好遮挡住那不再紧至的双臂。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忆冬只能依稀捕捉到当年那个高挑漂亮女孩儿的身影。唉，一把年纪了，这就不错啦。

　　马上要当婆婆了，在婚礼上就要有个当婆婆的样子。既不能显得太老土，又不能老黄瓜刷绿漆，装嫩。忆冬可不想给儿子丢人。

　　儿子的婚礼还有一个多月就要举行了。在美国，虽说结婚典礼传统上是女方主持操办，但中国人之间的婚礼，还是不能全盘西化。这些日子，忆冬和亲家一起商量细节，跟着忙前忙后。很累，但心情是愉快的。

　　自从十几年前离了婚，孩子的爸爸回了国，忆冬就一直一个人带着孩子过。别人看着她是个含辛茹苦的单身妈妈，但忆冬自己没觉得有多凄惨，反倒觉得日子清爽简单不少。虽然儿子长大过程中没少让忆冬提心吊胆，但他们娘俩都还是有惊无险地过来了。一晃，儿子已经长成个高高大大的男子汉，不但一表人才，事业上也有些模样了。儿子性格中的独立和果断很象自己，儿子同时

今天读《大众医学》， 学到一个新名词，叫“感冒后咳嗽”。简直像是为我写的。真心感谢《大众医学》。愿意把经过和有类似经历的朋友分享。

我在莫斯科的最后一天（5/1）感冒。回国后因比较忙，一直没有好好休息。一直觉得疲劳和干咳，没痰没烧就没在意。7号在长沙讲课后发烧咳嗽躺了一天，有所恢复但干咳不减。以为是感冒后继发细菌性上呼吸道感染。但一无浓痰，二吃抗菌素无效。正在困惑，举棋不定时，读到这篇文章，知道是感冒后上呼吸道敏感性增加所致，可以自愈，但须时日，几周时间。于是推掉本周一电视录制邀请和其他外出讲课研讨活动，安心在家休息，偶也读写，心中有数，就无需乱折腾，瞎猜想，可以继续享受生命的乐趣了。

感悟：自己是专攻健康管理的，其实要学的东西也是无穷的。知道的越多，不知道的就更多。活到老，学到老。在健康这件事上，学无止境。

2008年五月，因为科研合作项目需要，我去了一趟瑞典的斯特哥尔摩市。

这个城市有一所卡罗林斯卡医学院。该院的诺贝尔生理与医学奖评奖委员会举世闻名。

与我合作的教授安排我参加了一场诺贝尔生理与医学奖评奖委员会举办的研讨会，由几位诺贝尔生理与医学奖候选人介绍他们的学术成就。主持人的开场白让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他说，

“我们人类是微生物的载体。微生物喜欢我们，就让我们活下去；微生物不喜欢我们，就把我们杀死。”

接下来，第一位诺贝尔生理与医学奖候选人的学术报告让我大开眼界。他的研究就是测量人身上有多少微生物。从口腔、咽喉到食管和胃；从小肠到大肠和肛门，居然人身上有2公斤多微生物！

有科学家估计，人身上有1亿亿个细胞，有10亿亿个微生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本身就是细胞和微生物的复合体。因此，想要用杀菌剂和抗生素赶尽灭绝微生物比登天还难。

微生物在没有人类的情况下生活了几十亿年。可以说，没有人类，微生物照样过得很好。但是，没有微生物，人类就没办法活下去。比如，人类如果没有大肠杆菌，就不能吸收维生素K，便会出血不止而死亡。

您也许要问：传染

关于CCTV4台《华人世界》5月4日报道我的故事的一些不准确提法的说明。

    有时候有点无奈，大概半年多前采访的。也同意播前让我看一下。结果没有。5月4日播时我在江西，没看到。今晚在央视网上看了，哭笑不得。有许多我不能接受的提法和一些不正确的信息。不得不将事实阐明如下，主要错误也就出来了。

1.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愿意在中国工作的华人，一名从事公共卫生和健康管理的大学老师。由于专业准备和机遇，参与了国内的抗SARS和抗甲流工作，主要是信息咨询，培训等，参与决策的机会极少，更没有“制定了一系列有效的卫生防御机制”。

2.      我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工作，不是“北京协和医院”工作。协和医院是协和医学院的附属医院。许多人会搞错。可以理解。但是，我谈不上是“国内外医学界的知名专家”，不是“权威医学专家”，更不是“医之大者。”也许是做节目的需要吧。但是我认为给我安上这些名头应该征得我同意。我接受不了这些不符合事实的称呼。

3.      我在海外只是一个普通的地方卫生局技术干部，公务

1.             慢病不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错。从本世纪开始，全球每年60%的死亡是由慢病引起的。这些因慢病导致的死亡，有25%死于60岁之前。全球90% 60岁之前的死亡发生在发展中国家。

2.             即使慢病重要，发展中国家也做不了什么。 错。WHO推荐的十项群体层面上的最佳选择（Best buys）发展中国家都可以做。

3.             即使有应对慢病的有效措施，发展中国家也无力负担。错。从群体的层面通过干预来预防慢病不但可行而且成本低效益高。发展中国家完全有能力负担WHO推荐的十项群体层面上的最佳选择（Best buys）

4.             应对慢病会转移我们对其他重要卫生问题的注意力。错。应对今天的公众健康问题，形势复杂，需要改革。全社会参与多部门合作应对艾滋病的经验完全可以用到慢病防控上。应对慢病，首先需要保护公众健康，第二需要建立全面医疗保险体系，第三需要

莫斯科会议认识到应对慢病挑战，转变医学模式是当务之急。慢病不仅仅由生物医学因素引起，也可由行为因素，环境因素，社会因素和经济因素所引起，或者受行为，环境，社会因和经济因素的严重影响。

莫斯科宣言导语第6条，2011年4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