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浙江某高速公路指挥部经理L，被A市检察院逮捕。经了解，涉嫌受贿金额18.3万，其中8.3万以银行卡和现金收取，另10万以其弟弟出租汽车给承包商，通过收租的方式取得。 我们接案时，案子处在侦查阶段，L被异地羁押在B市看守所。

一、侦查阶段，维护当事人因异地羁押被侵犯的权益

1.会见。收案后，即去会见当事人。但到A市检察院，门卫不让进，说反贪局没人，会见函无人收。交涉无果，我们直接找检察长反映情况。副检察长听后，下楼，领我们去在一楼的反贪局，才见到反贪局长。反贪局长表示，L已请过律师，会见过了，不能再会见。不得已，我们再次致函检察长交涉，最后同意会见。

2.维权。在B市看守所见到L。L的第一句话是，要求给予一个正常犯人的待遇。原来L是异地羁押，不入录入B市看守所名单。因此，钱和衣物等送不进去。会见时，L的拖鞋还是借来的。我们即与看守所交涉。看守所说，按照惯例，异地羁押者随时可能走的，看守所不方便接受钱和衣物。我们遂致函B市检察院驻看守所监察室，要求监督改正，后经监察室顾问，衣物得以送进。事后，L甚为感激说，异地羁押是变相折磨，如果身体垮了，什么都没了。

二、审查起诉阶段，辩护工作前移，策略是“只攻一点，不及其余”

根据现行刑诉法，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当事人，只是提供法律咨询，并不涉及实质案情。但在审查起诉阶段，律师可以见到全部的案卷，检察官也要听取律师的意见，因此在该阶段，律师已进入实质性辩护。

起诉意见书指控L受贿5笔，一共18.3万。我们逐笔分析，5笔指控都有些问题，有的证据不够充分，有的构成要件缺乏。但如果全部否认，推翻全案，势必引起反贪局强力反弹，而且也提醒了反贪局的补正，这样对当事人不利。于是我们决定，《律师意见书》只提一笔受贿10万的意见，其他不提。即认为车辆出租是一起已实际履行的民事合同，一方交车，另一方付费，该笔不涉嫌犯罪，建议不起诉。公诉处经斟酌，采纳了律师意见，起诉书指控受贿8.3万。

三、一审阶段，法理与实务有差距时，采取实用主义辩护

法庭辩论，检察机关是千方百计守住“起诉书”底线，辩护律师是竭尽全力进攻“起诉书”的不足，法院在居中裁判。辩护意见被法庭接受才有效果。因此，辩护意见必须考虑法庭的实际接受的可能性。本案有两个问题的法理和司法实践有差距：

1.关于定罪。刑法受贿罪的构成要件是“收钱办事”。本案当事人有几笔，收了钱，没办事，但在司法实践中，只要当事人因职务影响收钱，钱的来源不正当，一般都认定为受贿的。

2.关于自首。根据最高法院关于自首的司法解释，当事人是在调查前主动交代，即在采取强制措施和讯问前的交代，构成自首。但浙江省高级法院一个关于自首的文件，认为在检察机关已掌握当事人部分犯罪事实时，当事人的交代不能认定为自首。（注：最高法院的新司法解释认同了浙江高院意见，我们办案时新司法解释还没出来）

我们分析：

1.关于定罪。“可定可不定”的会定，这是反腐倡廉的大环境。其次，外国刑法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利用职务之便“收钱不办事”也定罪的，只是定为轻罪。从历史上来看，唐律也分为“受财枉法”和“受财不枉法”两个罪。因此如以“收钱未办事”为由，做无罪辩护，理论上有可辨之处，实践上并不可行。如何做最有力的辩护？我们做了分工，一个律师做罪轻辩护，认为当事人受财不枉法，平时表现一贯好等应从轻处罚，确立罪轻辩护主旨。而另一个律师则从犯罪构成角度和证据角度，认为“收钱”和“办事”因果关系缺乏，点到为止地指出受贿成立有缺陷。

2.关于自首。实务中，基层法院一般是不会违反高级法院文件的。但法官也是讲理的，不在判决书上认定自首，可以在量刑时体现从轻。因此，我们着重从法理上论述，浙江高院的文件与刑法的精神不合，本案认定自首符合鼓励投案、诉讼经济的法律本意。

本案公开审判，几百人在下面旁听。最后，L一审被认定受贿8.3万元，判处有期徒刑5年半。辩护效果明显。

小结：在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律师“只攻一点，不及其余”，是抓住了主要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