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7月20日，杭州飙车案宣判。西湖区法院以交通肇事罪判处被告胡斌有期徒刑3年。这个中庸判决，两头不讨好。原告家属很愤怒，被告家属甚愕然。原告家属不满，没把飙车认定为“特别恶劣情节”。被告家属不满，没把主动报警认定为“自首”。这两个不满，实际是司法解释缺漏造成的。

司法解释缺漏一：对“特别恶劣情节”规定缺失。在杭州市中心飙车，对众多路人安全构成威胁，是一个很恶劣情节，应予重罚。但最高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指：“1、死亡二人或者重伤五人以上，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2、死亡六人以上，负事故同等责任的；3、造成财产直接损失，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无能力赔偿数额在六十万元以上的“。该解释把“特别恶劣情节”局限为交通肇事的后果，以死亡人数和财产损失为标准，而没有考虑交通肇事行为本身的恶劣性，比如飙车对社会安全的严重威胁。因此，该司法解释应增设“交通肇事行为恶劣的，属特别恶劣情节”。

司法解释缺漏二：对自首中的“自动投案”规定缺失。最高法院司法解释规定，自首有两个要件，一个是自动投案，一个是如实供述。以此标准衡量，本案构成自首。但该解释没有顾及交通事故特殊情况，即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保护现场和报警是肇事人的义务。这样，如果再认定自首，是法律的重复评价，而且会造成交通肇事罪中几乎都是自首。因此，该司法解释应修改为“法律规定自动投案的除外”。

总而言之，司法解释的缺漏，实际也是成文法的局限。法律一局限，法官就束手束脚了，不能从全部事实中适用法律，而不得不削足适履，以部分事实去适用法律，必然导致判决不能服众。这点，成文法不如判例法灵活。英美判例法既遵循先例，又根据全部事实，做出相应的判决，比较公正。需要反思的是，最高法院司法解释规定过死，束缚了法官的自由裁量，须有弹性条款，适当放权给法官，以因应常青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