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优势” （Comparative Advantage）的应用
文/陈思进
几百年前，伟大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富国论》一书中指出：“如果一件东西自己做既费力，且质量又不好，甚至比花钱买更贵的话，那就永远不要自己做。”
亚当斯密是这样解释的：假如有个木匠每天可以做四把椅子，而有个鞋匠每天可以做两双鞋子。如果让木匠做鞋子，一天最多做一只；想要鞋匠做椅子呢，一天最多做三条腿。在不考虑材料成本的情况下，如果有一天木匠要鞋子了，而鞋匠又正好要椅子了，他们怎么办？答案是：交易！
就像个人可以受益于专业化的相互交易，犹如上述的鞋匠和木匠，其实国与国之间，也可以运用“比较优势”（Comparative
Advantage）进行贸易。从理论上来说，两国之间的贸易能够惠及社会中的每一人，因为人们可以专注于自己的比较优势。
但在现实中，国家之间自由贸易的共同障碍，是货物的进口关税。比如克林顿总统在1999年7月宣布，美国对来自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羊肉征收进口税（Lamb
Tariffs）。这一决定对美国消费者来说，无疑是一种伤害。
超过半个多世纪，美国绵羊生产商一直依赖政府的羊毛补贴，直到1995年国会颁布农场政策改革，他们因此而背负着高成本和低效率，并面临来自本国的鸡肉、牛肉和猪肉的竞争。为了阻止来自外国的竞争，绵羊生产商采取从国外进口绵羊。
美国所有的羊肉，几乎都来自具有比较优势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新西兰人口不到400万，却拥有多达6000万头羊（美国约有700万头）。新西兰农民在新技术和有效的营销上投入了大量资源，使他们成为全球最有效率的绵羊生产者。从上世纪50年代起，新西兰取消了农业补贴，进口关税相当低，是一个自由贸易的国家。
然而“美国羊业协会”在1974年的贸易法案之下，提出一项“例外条款”请愿书。根据“例外条款”，允许其行业有暂时“喘息”的机会——提交一份调整计划，以确保其能成为未来的竞争者。
为此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就进口产品是否“严重伤害”国内产业进行评估。如果存在“伤害”，则建议采取补救措施，总统有权酌情采纳、更改或拒绝。1999年2月，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调查发现，进口产品对国内产业没有造成“严重伤害”，但是却裁定进口产品“严重威胁”国内产业，决定依据1998年的水准，对进口产品征收20%的关税（4年内税率将逐年下降）。
国会参议员麦克斯鲍卡斯（Max
Baucus）代表农业委员会，反对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高关税。因此，克林顿总统选择了给所有进口产品第一年征收9%（当时最高）的关税，第二年至6%，第三年为3%……
于是美国羊业协会会长愉快地宣布，此举将“带来稳定的市场”。而每当生产商说带来稳定的市场，消费者就要被“剪羊毛”了——因关税提高的价格，将转嫁到他们身上。
当然啦，国外的反应更加激烈。克林顿政府的“决定”削弱了其自由贸易的言论，损害了美国要求其他国家开放市场的努力。这一极端的“决定”激怒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农民，当地官员发誓要把与美国的争端放到WTO去解决。
克林顿政府的时机是再糟糕不过了，其“决定”的当口恰逢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首脑会议，重申并承诺要减少贸易壁垒；也是WTO在西雅图启动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美国的主要目标是在峰会上，要求欧洲和其他地方减少对农业的保护。如果美国的经济蓬勃发展为世界所称羡，却不能抵制保护主义，又怎能期望其他国家不这样做呢？
其实在现实中，涉及国与国之间的贸易问题，比上述更复杂的例子还有很多。最重要的是，每个国家的公民都存在着不同利益的立场，国际贸易可以使某些人的利益受损，尽管对整个国家而言可能是有益的。比如，当美国出口食品进口汽车，这一决策对美国农民和汽车工人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然而与此相反，有时政治家和政治评论家所表达的意见，就好似国际贸易是一场战争，一些国家被击败，一些国家赢得胜利。这完全违反了亚当斯密研究比较优势的初衷：贸易使所有国家变得更加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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