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严羽的《沧浪诗话》，颇有会意。严羽教人学诗“以汉魏晋盛唐为师”，“先须熟读楚辞，朝夕讽咏以为之本”，次及汉魏古诗、乐府以至李杜，“然后博取盛唐名家，酝酿胸中，久之自然悟入”。从这些话来看，严羽似乎是一个主师古说者。然而，严羽在《诗辨》中开宗明义第一句却说的是“夫学诗以识为主”。这似乎是矛盾。例如叶燮就是这样看的。他在《原诗》中说：沧浪教人以汉魏晋盛唐为师，则“瞽者亦能相随而行，何待有识而方知乎？”在叶燮看来，师古就是盲从，“何待有识”？其实，严羽说的是“以识为主”，并不排斥读书、师古。“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而古人未尝不读书”。“别材”者，“真性情所寄”也，实即师心。但读书、师古却可以助人“悟入”，关键在书如何读、古如何师。杜甫说：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书读得“破”，为我心所用，助我笔下之“神”，斯为上矣。我这里的用意不是指研究古人之“他说”时要有“破” 万卷书的精神——那已是不待言的了，更主要的是希望由此更上一层楼， “说我说”，而不停留于“说他说”。

　　我之所以用《沧浪诗话》来讲师心与师古、别材与读书的关系，就因为诗是创作，此种创作不同于哲学史家或国故整理者在研究“他说”中的创新。诗从根本上讲，从现实中来，从生活实践中来。哲学亦然。还是施耐德巴赫教授说得好：哲学的拯救在于“重振自我”，“建立我说”。我们应该根据现实和生活实践，创造自我的哲学。我且模仿严羽的话说一句作为结束语：“夫哲学有别材，非关书也，然古之哲人未尝不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