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2015年7月17日   文/俞耕耘

布罗茨基一生以“俄语诗”与“英语散文”合璧双绝，在美国及西方文化界广受推崇，享有世界性声誉。去年，文集《小于一》在国内出版产生的影响足以证明纯文学雅正品味的召唤力量，今年《悲伤与理智》的首译则更加引人瞩目。

这部作者生前最后的散文结集，具有一种萨义德所谓的“晚期风格”，其文艺思想与美学意识都得到集大成式的呈现。全书所收文章类型多样，可谓体现了作者的“大散文观”。然而，这部书却不是“杂烩”的文章编年，它始终围绕着“诗与诗学”的主题，探讨了文论史中的诸多核心问题（如艺术本体、创作机制、文体意识及诗歌阐释等）。

虽然作者对理论“体系”始终拒斥，然而，你能时刻感受到他对艺术形而上的思考与迷恋。这体现在他对艺术与生活关系的深刻洞识与创见，这一主题也是西方艺术本体论、认识论的聚焦所在。在书中，布罗茨基颠覆了艺术模仿论、反映论等两大主流，“艺术并不模仿生活，却能影响生活”。艺术本身就是现实的浓缩形式，它为生活确立了一种更完美、更理想的典范。作者对诗的守护，正源于他将诗歌语言视为通往无限艺术本体的形式，“它并非是关于现实的阐释或隐喻，而就是现实本身”。布罗茨基旨在表达他凭借诗歌“生成”现实的伟大实践，这在本质上是以一种“生存美学”式的艺术-生活同构取代了反映-模仿的二元隔阂。在《第二自我》中，作者表面描述了一种“神秘主义”的创作机制，诗人完全依赖于缪斯的神授与天启。实则不然，文中的缪斯早已嫁给了人类语言，这不是柏拉图式的神谕回想，而是诗人成为了语言的“喉舌”。语言创造了诗人，正如“神话利用了里尔克”。（《九十年之后》）这种创作主体的客体化退隐，彰显了艺术介质与创造物的自由意志，成为布罗茨基诗学中的独特亮色。

作者以一种诗歌本位的立场，强调了诗对其他文体（散文、小说）的训导姿态。“诗歌作为人类语言的最高形式”，它“提供可能获得的最高标准”。然而，他终究没有像其推崇的先辈贺拉斯一样“以诗论诗”，写成《诗艺》这样的阐释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布罗茨基是一个文体家，他使散文接受了诗歌语言的“训诫”，以奇丽精致的“隐喻”浸入了散文描述性的“平铺直叙”。他借用诗歌的断章形式，这不仅是结构意义上的实验（如书中译序所言“镜像”、“地毯”等结构），它更是在展示一种书写思维上的雄心：以诗歌空间上的“共时性”延展对散文线性结构的“历时性”进行了消解。布罗茨基“诗体散文”的文体意识，体现了“散文对形而上的渴望，正是这种形而上将一部艺术作品与单纯的美文区分了开来”。

作者对弗罗斯特、里尔克及哈代诗的精微阐释全面呈现了他的诗歌美学，成为全书的重心。布罗茨基以近乎偏执的“细察”，极为冷峻的“理智”融入诗歌分析。他的阐释不同于“新批评”对内部形式结构的挖掘，同时也对外部的社会学分析抱有反感。在《悲伤与理智》的题名散文中，作者对《步入》一诗借助潜文本（但丁《神曲》）的“对位”阅读，以审美分析建立起“意象世界”，揭示了一个完整的隐喻“主题”（自杀或死亡）。布罗茨基的美学在本质上发挥了诗歌全面调度的最大潜能。他注重全景与聚焦的切换挪移、色彩美感的强烈比对、感官统觉的弥漫魅力、字词重复的意义解构以及音韵形式的情绪内涵。更为精彩的是，布罗茨基发现了诗的自足世界，重构了诗的时空美学，“同时超越了考古学与乌托邦”。他认为格律时间的当量是建构诗歌时间的手段，焦点的丧失则是遁隐无穷空间的秘钥。

悲伤与理智“尽管互为毒药，但却是语言最有效的燃料”。它彰显着全书的精神内质，更说明了“诗性智慧”与“智性思维”的异质统一，体现着海德格尔式“诗思合一”的艺术追求。

上海译文

文学｜社科｜学术

名家｜名作｜名译

https://mmbiz.qlogo.cn/mmbiz/Q17jOB00yuryd8VTibNJaLLhicGtYTRLtxpm5VcGrr8jXdu2QwyMIqP3BpQ0sO8mHI83WPTrHvMXbJaovhDnytQw/0

扫描二维码关注

或搜索ID“stphbooks”添加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