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称“梅老师”的美国人迈克尔·麦尔（Michael Meyer）在纪实作品《再会，老北京》中，写他住在大栅栏片区缺乏隐私的四合院里，每天读《北京晚报》，喜欢吃火锅，喜欢吃内脏，而且在胡同里没门的公 厕方便时，还能看着小广告找点乐子。以至于阅读过程中我一次次感叹：哇，这个老外真的快变成老北京了！

然而几年过去，当麦尔再次回到中国，为这本 书的中译本做宣传时，就已快变回一个能说中文的美国人了。“今天早上我朋友跟我说，快做回你自己吧，你已经离开北京了，”梅老师开门见山并且语速飞快，同 时还在进行出版社布置的签书任务，“在北京时，人们会问，为什么一个老外要写我们？所以我得努力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接着他问我：“你能理解吗？我能跟你 说英文吗？你知道，当你很累的时候脑子就不转了。”然后他就用夹杂着中文句子和词语的母语讲了起来，离他自称的“口音已经从各地方言混合的南腔北调平稳过 渡到普通话”，当然还有点距离，不过他实在不可能也没必要真的变成老北京。“一个热爱老北京的外国人的视角”，才是这本书最大的价值。

自著名的 “梁陈方案”以来，关于北京的城市建设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止，相关的著述也不断涌现，早些年有王军的《城市》，刚刚出版的有王春元的《蛋壳里的北京人》。 麦尔则不仅仅在四合院里住了 3 年，还同时在那个片区的炭儿胡同小学当上了全职英语老师，作为一个外来者，他为了解和融入胡同里的生活做出了最大的努力。他对不同的人抱有同样的耐心和好 奇，因此写出了日常生活五味杂陈的丰富层次。尽管他对胡同的拆与不拆并非没有观点，但他宁愿把它们藏在邻里街坊的一言一行背后，他觉得那些人才是胡同真正 的主人，并且应该能够决定自己的去留。

麦尔觉得美国和中国很像，都有广阔的国土，多元的人口，相比中国政治，其实美国人对中国的老百姓更感兴趣。 他的家乡是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西部的一个小镇，“我小时候，家附近有玉米地和森林，我妈妈总是说，去玩吧，我就去追野鹿、钓鱼”。现在那里也是成片的 住宅区和商铺，这也是为什么麦尔看到老北京正在消失时，觉得必须为此写些什么。

从北京离开之后，麦尔又去吉林市昌邑区孤店子镇荒地村住了两年多，自己种了一片地，想记录中国农村的变化。这本暂定名为《东北游记》的书还在写作中。

B= 《外滩画报》M= 迈克尔·麦尔

B ：在住到大栅栏的四合院里以前，你已经在中国做一些遗产保护的报道，那时候你对胡同拆建的意见，受到哪些人和书的影响？

M ：可以说原来的了解是比较肤浅的。真正的改变是 2003 年，我去天津采访冯骥才，我发现，哇，这个人对他的城市中一条街道的了解，比我对整个北京的了解还多！2004 年我又去了台北，采访了建筑学家夏铸九，他曾致力于保护眷村，他说我们不仅要保护死的文化遗产，还要保护活的文化遗产。那时候我决心要更多地了解北京。有 趣的是，我对城市的看法基本上是从小说里来的，我喜欢老舍和狄更斯，他们描写日常生活，看他们的书就好像看电影。我喜欢知道当你在街道上走，或者坐在三轮 车上，能看到什么。因为这些在北京正在消失，所以我非常希望抓住它们。在城市规划的方面，有本勒·柯布西耶的《明日城市》，书里说，想要保护老巴黎的那些 人，晚上都回到他们的新公寓。这真的打击了我，我确实热爱胡同，但我还需要住到胡同里看看。

B ：说到冯骥才，他最初以草根的方式试图保护天津的估衣街，组织志愿者，在街上抗议，但没有成功。你书里写道，2007 年再次采访冯骥才时，他已经在天津大学有了很大的办公室，社会地位显然比以前更高了……

M ：对，这有点令人失望。我失望的原因之一可能是我喜欢他写的故事，那是活的文化遗产。我书里写，他从一个作家变成了一个百科全书式的记录者了。当然他可能 不同意我的看法，我不要在背后说他坏话，因为我真的很尊重他。有很多种保护房子的方式，说到底，我可以理解冯骥才为什么会想到建造一个老城博物馆。他是想 通过让居民把自己的老物件捐到博物馆，使他们产生主人翁的感觉，觉得这个城市是我们的。可惜的是，居民仍然得从这条街搬出去，我不喜欢这样，我希望人们还 是能待在那里。

B ：“无形巨手”可以说是你书里的一个关键词，你多次提到，“无形巨手把‘拆’字画在了这个片区里”，你是什么时候接触到这个词的？

M ：这是翻译选的词，我很喜欢。我的原文是 The hand，因为我想找一个反面人物，写故事的时候总是需要一个反面人物，但我找不到。所以我就想象有个人在某间办公室里，看着北京的大地图，举起手写下 拆、拆、拆，然后在夜里，又有一只手用油漆把拆字写在了胡同的墙上。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没有形象的决策者。舍伍德·安德森（Sherwood Anderson）有一部小说叫《温斯堡，俄亥俄》（Winesburg, Ohio），我很喜欢，开头也用了 The hand，这是个很不错的比喻。

B ：你还曾和负责开发前门地区的地产商 SOHO 中国的 CEO 张欣接触过， 而且口头提出过一些规划方面的建议，你也曾试图正式向谁提交你的书面建议吗？

M ：没有。我只是小人物，是蚂蚁，张欣是大象。我挺喜欢张欣的，就像很多美国人很讨厌乔治·布什，但见过他的人会说他风趣、有魅力，而且让人舒服，有权力的 人都知道如何表现得有魅力。我采访的时候不可能跟她说：“你错了！你是恶魔！”我坐在那里，觉得她说得不是没有道理，她是北京人，我是外地人，某种程度上 我得尊重她。她拿出材料来，说这已经是第 36 个方案了，本来可能更糟的。没错，前门本来可能被改建得像王府井和西单一样，现在至少它还和过去有些联系。

B ：看得出你也受到简·雅各布斯的城市规划观念的影响，许多呼吁保护四合院的中国人也喜欢引用她，在你真正住到四合院里以后，对她的看法有改变吗？

M ：我住进去以后，第一年怕拆，第二年盼拆。要是你被派到北京当高管，看到大栅栏，我能理解为什么你会觉得那里是贫民窟。真的，那里就是贫民窟。很残破、不 利于健康、小孩没有地方玩，我很理解为什么人们想要拆掉它们。虽然我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可是说实话到后来我简直恨那里，没厕所、没浴室、没意思，我不知 道我住在那里干什么。但是我爱那里紧密的社会网络。老人们往往愿意留下来，但年轻人都想搬走，还有很多别的声音，比如有人并不在意是不是住在胡同里，只在 意可不可以养鸽子。我觉得政府应该听听不同的声音。

B ：其实胡同的一个重要作用是把外地人变成北京人，就像一百年前纽约“贫民窟”逐渐把来自意大利和波兰等国家的移民变成美国人一样。而且他们很可能认为自己已经处于已知的最好状态了。

M ：对，我很高兴你这么说。因为很多人会问，除了作为旅游景点，这些胡同有什么用？如果把胡同变成旅游景点，那不是可持续的发展，那是死的文化。纽约有皇后 区，伦敦有布里斯顿，世界上的大都市都有类似胡同这样的地区，外地人和移民在那里可以付得起房租，开始新生活，一年一年过去，他们的口音产生了变化，很自 豪自己在纳税，很高兴小孩可以在北京上学。他们觉得自己的生活进步了。我喜欢胡同的这一点。有趣的是，一百年前，情况也是一样的。我去了档案馆，想看看一 百年前谁住在我租的房子里，结果发现他是从山东过来做生意的。

B ：你提到北京东二环边的片区修缮试验，把胡同拆了，就近造一些楼房，让原来的居民再搬进去。这看起来是比较好的方案。

M ：我喜欢这个想法，它还保留了原来的胡同的名字，唯一的问题是，你留下了人，维持了原来的邻里关系，但改变了城市的面貌。但因为北京限高，城中心的大栅栏 地区就不能这么干。关于如何把居民留在原地，需要不断试验，二环内现在还没有成功的案例。东二环边的那个片区的做法几乎是完美的方案，但还不是，因为胡同 消失了。

B ：那么夏铸九对台北眷村的改造是怎么样的，你认为那是完美的方案吗？

M ：是的，我觉得台北的做法太棒了，那个地方叫宝藏岩。夏铸九在八九十年代是一个民主活动家，九十年代，他注意到台湾大学附近因为城市发展的关系要拆除眷 村。他建议说，它们虽然不是古建筑，但是那个地区对中国甚至世界都有历史价值，它本身就是历史，我们需要保留它们。那时候的台北市长同意了。在那里，他们 做到了不仅保护死的文化遗产，也保护活的东西。不过那里和北京不一样，规模很小。

B ：很多人说，社会在前进，胡同发挥保护传统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的作用。但你在一次公开活动中质疑说，“社会跟城市规划有关系吗？其实不是”。能具体说说吗？

M ：那是个真正的问题。你如何对待你的邻里，是因为这个城市的规划吗？还是因为你受的教育，你信的宗教？我们可以说胡同创造了社区和责任感，它也确实有这个 功能，因为它把人们联系起来了。但是胡同里也有很多人互相讨厌，我书里的朱老师就讨厌她的邻居。人们之间如何相处，还是和社会契约和道德有关。

欢迎扫描附图中的二维码，添加上海译文官方微信账号，获取更多好书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