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人而言，北京是一切的中心：政府、传媒、教育、艺术和交通，甚至包括了语言和时间。《再会，老北京》的作者是一个外国人，叫迈克尔·麦尔，熟悉他的人都叫他梅老师。很少有作者能够像他一样真正活在一部作品里，融入当地的生活，并让这种探究走向深处。多年来，迈克尔·麦尔在北京的胡同里生活、教书，难怪有人说，在当今的英语写作圈，没有人比他更懂这个北京。他在书中记录下了生活在胡同里的居民的乐与愁，很多被我们忽略的细节再次以另一个角度呈现在我们的眼前。本报记者/刘春甫

　　从再会到再见

　　几年前迈克尔·麦尔在北京看到一个充满乐观意味的横幅，挂在一栋老楼的拆迁现场，上写：再现古都。一天晚上，不知道谁悄悄地将第二个字的左半部分去掉，所以口号变成了：再见古都。

　　“我看到新街口、隆福寺那些老房子都被拆了，没有人告诉我这么有人气的地方为什么要拆掉。我想知道原因，拆的话是好事还是坏事。”带着这样的疑问，麦尔决定通过研究、调查来找到答案。

　　麦尔对北京的胡同名称十分熟悉，对北京的喜爱从他说话的语气和脸上的表情也能感受到。

　　有人问麦尔为什么喜欢北京，他说很难给自己找一个确切的理由，“我就是喜欢北京味儿，喜欢北京人，爱吃北京菜，爱听北京话，这么说吧，我就是一个胡同串子。”

　　麦尔不愿过多讲述这本书的价值或意义。他为北京这个城市投入了很多情感，他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北京是他的第二位妻子，“《再会，老北京》是本写给北京的‘情书’，把我最喜欢北京的地方记下来，让100年以后的读者能看到。”

　　被邻居称作大地主

　　麦尔认为，早在清朝时汉人被赶到皇城外，烤鸭、京剧、手工艺这些传统的老北京文化因此聚集大栅栏。现如今，“这里的居民又分散到郊区”，历史构成循环往复。“北京最大的差距不是贫富差距，而是本地人和外地人的距离。”麦尔说，老外也算外地人，“派出所怕我制造麻烦，不给我登记。”直到北京申奥成功，“片警”想听懂英文，派上用场的麦尔得以“落了户”。

　　麦尔说：“可以说我用普通人的方式来写作。如果当记者的话，你采访完以后就跟他们没有关系了，我找到了几个能代表胡同生活方式的人物，是很自然的，我们先变成朋友，然后我告诉他们现在我研究关于老胡同的问题，你愿意参加吗？”

　　于是，在2005年8月8日，麦尔搬进了位于大栅栏杨梅竹斜街的一个大杂院里。从此开始了他没有厕所、没有浴室的两年胡同时光。他甚至在炭儿胡同小学找了一份英语老师的工作。

　　麦尔的学生们都来自周边的胡同，每个教室后面的那块黑板上都有一个奥运会倒计时的记录。不同的是，有的班级每天会更改数字，有的班级里的那个数字久久停留在某一日不动，相同的是，几乎没有班级将这个数字搞对过。

　　他住的院子里一共5间房，住了7个人，其中包括了迈克尔喊她“大娘”的老寡妇。老寡妇没有产权，但是院子里的人都知道，她是这里的女主人。

　　因为一下租了两间房，麦尔被邻居们叫做大地主。麦尔有一次和老寡妇聊天，问她为什么住这儿。“我妈妈以前住这儿？”“她人呢？”“她已经去世了。”“在哪儿去世的？”“在你的床上。”

　　胡同只是看起来很美

　　在曾写过《蛋壳里的北京人》的作家王春元看来，就现在的城市发展史而言，还很难找到一个比较成功的解决好旧城和现代化发展之间关系的城市，但是每个城市都有阵痛，每个城市都有无法回避的伤痕累累的野蛮行为，这种野蛮行为不仅仅是大的挖土机，它实际上是对人们内心的伤害。

　　麦尔也觉得住在胡同在来旅游的人看来很美，而住在里面的人却不这么看：“在我住到第3年的时候，我盼拆，真的，我要隐私，我要暖气。我写这本书是跑到伦敦宾馆写的，要是我留在大杂院，每天都有学生来，大娘会突然进来给我吃饺子，我需要私人空间。而且要是我作为专家或者官员被派到北京去看大栅栏，我也会认为这里是贫民窟。这里的胡同很窄，昨晚我回到那里，看到救护车不能进入，大家在旁边很着急地喊。”麦尔认为比较理想的方式就是，让想要留在胡同的人留下，但是要给他们提供必备的配套设施、保证卫生、安全的生活环境。

　　也许胡同就像一个围城，麦尔说：“我发现居民其实不关心住得好坏，他们只关心邻里之间的交往、社会关系。如果你住在老胡同的话你就会知道那里的人为什么不愿意搬到郊区，你也可以发现胡同生活的价值。”

　　这本书里我们看到的就是普通老北京的胡同生活，麦尔只提供了中立的角度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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