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有一天，可怕的战争会结束，到那时，我们又会变成人，而不只是犹太人。"

——安妮

自问世至今，《安妮日记》已被翻译成五十几种语言，发行数量达到数千万册，

成为世界文学史上一本重要的经典著作。

 

安妮日记

(http://book.douban.com/subject/6745115/)

作者：[德]安妮·弗兰克

译者：彭淮栋

ISBN: 978-7-5327-5502-8/I.3218

定价：26.00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装帧：平装

出版日期：2011-08

 

一九四二年七月八日，星期三

 

最亲爱的吉蒂：

星期日以来这几天过得好像几年。出了好多事情，整个世界仿佛突然天翻地覆似的。不过，吉蒂你瞧，我还活着，父亲说这一点是最重要的。我是活着，不过先别问在哪里或怎么活着。我今天说的事你大概一句也听不懂，所以我先告诉你星期天下午发生的事好了。

下午三点的时候(赫洛走了，但是说好稍后再回来)，门铃响起来。我没听到，因为我在阳台上面，懒洋洋地在太阳下看书。过了一会儿，玛戈出现在厨房门口，神情非常激动。“爸爸接到纳粹党卫队的召集令，”她轻声说，“妈去看凡·丹先生了。”(凡·丹先生是爸爸生意上的伙伴，也是好朋友。)

我惊得目瞪口呆。召集令!人人都知道那是什么意思。集中营和孤独的囚室的影子一个接一个闪过我脑海。我们怎么能让父亲走向那种命运?“他当然不会去，”我们两人在客厅等母亲的时候，玛戈说。“妈妈已经去找凡·丹先生，问他我们可不可以明天就躲到我们藏身的地方去。凡·丹家要和我们一起。我们总共会有七个人。”接着一片沉默，我们都说不出话来。想到父亲去犹太医院探病而完全不晓得这里出了事，想到等母亲要等很久，想到这热天，想到不知会有什么结果——所有这一切，都令我们说不出话来。

忽然，门铃又响起来。“是赫洛。”我说。

“别开门!”玛戈叫了一声。不过她也不用挡我，因为我们听见楼下妈妈和凡·丹先生与赫洛说话的声音，接着两人进屋，随手关了门。每回门铃一响，我或玛戈就轻手轻脚下楼看看是不是爸爸，其他谁都不让进来。凡·丹先生想和母亲单独说话，所以两人把我们从客厅支开。

玛戈和我坐在我们的卧室里，她告诉我说召集令不是给父亲，而是给她的。第二次受到惊吓，我开始哭了起来。玛戈十六岁，他们好像是要把她这个年龄的少女分开单独送走。谢天谢地，她不会去。妈妈亲口说的。爸爸和我说起我们要躲起来这件事的时候，意思一定也是说不会让她去。躲……我们要躲到哪里?城里?乡下?一幢房子里?简陋的小木屋?什么时候躲，躲到什么地方，怎么躲……这些问题他们不许我问，可是一直闪过我心头。

玛戈和我开始将我们最重要的东西收进书包。我塞进书包的第一件东西就是这本日记，然后是发卷、手帕、课本、一把梳子和一些旧信。我一心想着躲藏的事，塞进包包里的东西真是千奇百怪，但是我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回忆对我的意义比衣服更重大。

五点左右，父亲终于回到家，我们就打电话问克莱门先生晚上能不能过来一下。凡·丹先生出门去找米耶普。米耶普随后就到了，答应晚上用一只袋子装满鞋子、衣服、夹克、内衣和袜子回来。然后，屋子里一片安静；我们谁也不想吃饭。天气还很热，一切都不寻常。

我们楼上那个大房间租给了一位戈德施密特先生，他离了婚，三十多岁。那晚他好像没有事做，因为我们用尽礼貌的暗示，他还是赖到十点。

米耶普和詹·吉斯十一点到。米耶普从一九三三年起就在父亲的公司上班，现在已经是亲密的朋友，她先生詹也是。鞋子、袜子、书和内衣都塞进米耶普的袋子和詹那些很深的口袋里。到十一点四十分，他们两人走了。

我精疲力竭，虽然知道是睡在自己床上的最后一晚，但还是立刻睡着了，直到第二天早上五点三十分母亲来叫醒。幸好，天气没星期日那么热了；整天都下着暖雨。我们四人身上的衣服包了一层又一层，看起来像一副要在冰箱里过夜的样子。我们这种处境里的犹太人，没有谁敢带着装满衣服的箱子离开住处。我穿了两件内衫、三条内裤、一件连身裙，外加一条裙子、一件夹克、一件雨衣、两双长统袜、厚厚的鞋子、一顶帽子、一条围巾，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还没出门，我就快窒息了，可就是没有人想到问我感觉怎么样。

玛戈把她的书包塞满课本，推了她的自行车，然后由米耶普带路，上车骑进了那个未知的世界之中——我是这样想的，因为我还不知道我们躲藏的地方在哪里。

到七点三十分，我们也出了屋子，将门关上。摩特杰是我说再见的唯一生物。依照我们留给戈德施密特先生的字条，它要被送给邻居，他们会给它一个很好的家。

收拾得光秃秃的床，桌上的早餐，厨房里给猫留下的那磅肉，这一切都给人一种我们匆忙离去的印象。但是我们没有兴趣关心留给人什么印象了，我们只想脱身，远走高飞，安全到达我们的目的地。其他一切都无关紧要。

明天再谈。

安妮敬上

 

 

一九四二年七月九日，星期四

 

最亲爱的吉蒂：

就这样，父亲、母亲和我在倾盆大雨里走着，各人带着一只书包和一个购物袋，里面是满得快要装不下的各种各样的杂物。赶早上班的人投给我们同情的目光；从他们脸上看得出来，他们为了不能提供我们什么交通工具而心中过意不去。我们身上这颗惹眼的黄星，一切尽在不言中。

我们一路走着，父母才点点滴滴透露了计划。过去几个月来，我们一直在把家具与衣物从公寓里搬出来，能搬多少就搬多少。原来的约定是我们要在七月十六日那天动身躲藏，但因为玛戈接到召集令，这套计划不得不提前十天，这么一来，房间还没有好好整理，我们只有将就将就。

我们躲藏的地方就在父亲的办公大楼里。这事别人不容易了解，所以我解释一下吧。父亲办公室里人不多，只有库格勒先生、克莱门先生、米耶普，以及一个二十三岁的打字员，名叫贝普·沃斯库吉尔。他们都知道我们要来。沃斯库吉尔先生，也就是贝普的父亲，和两个助手在仓库里做事，他们不知道这件事。

我再把这幢建筑描述一下。仓库很大，在底楼，当工作室兼储藏室用，里面分成好几段，像商品陈列室和磨粉室，肉桂、丁香和一种胡椒代用品都在这里磨成粉。

仓库门边是一扇外门，办公室的入口。就在办公室门内侧，又有一扇门，这扇门边是一道楼梯。楼梯顶部有一道门，门上有个使用闪光玻璃的窗，上面用黑色字体写着“办公室”。这是前办公室，很大，很亮，也很满。贝普、米耶普和克莱门先生白天在这里工作。走过一个装了保险箱、衣橱和大橱柜的凹壁，就是又暗又小又闷的后办公室。从前库格勒先生、凡·丹先生共用这里，现在库格勒先生一个人用。库格勒先生这间办公室，从一条小过道也可以到，不过你得先通过一扇玻璃门，这玻璃门可以从内侧打开，从外侧很不好开。离开库格勒的办公室，走那条长长窄窄的小过道，经过煤仓，走上四级楼梯，就到了私人办公室，整幢建筑最风光的地方。这里有雅致的桃花心木家具、油毡地板，桌下、门边都铺着小毛毯，一台收音机，一盏精巧的灯，一切都是第一流的。隔壁是一间宽大的厨房，里面有一台热水器、两台煤气炉，炉边有一间浴室。这是二楼。

有一条木梯从楼下的过道通上三楼。梯顶是个楼梯间，两边开门。左边的门通往前面的香料储藏区、顶楼和阁楼。另外有一条典型荷兰式的楼梯，非常陡，走起来脚跟挺累，从这幢房子的前半部通到另一扇朝街的门。

楼梯间右边的门通往屋子背面的“密室”。谁也不会想到，这扇这么平凡无奇的灰门背后有这么多房间。门前只有个小小的台阶，上了这台阶，就到门里。你正前方是一条陡梯，朝左是一条窄窄的过道，通向一个房间，这房间就是弗兰克一家的起居室兼卧室。隔门是一个小房间，是这家中两位小姐的卧室兼书房。陡梯右侧是一个洗手间，不开窗，但有个洗手台。角落里的门通往厕所，另一扇通往玛戈和我的房间。走上陡梯，走到顶，你会惊讶：一幢河滨的老宅子里居然有这么一个又明亮又宽敞的房间。里面有个火炉(因为这儿从前是库格勒先生的实验室)和一个灶台。这里要当凡·丹夫妇的厨房兼卧室，也是我们大家共用的客厅、饭厅和书房。有个小小的边间，是彼得·凡·丹的卧室。另外，就像这幢建筑的正面一样，这里也有个阁楼和顶楼。就这样了，我把我们可爱的密室整个为你介绍了。

安妮敬上

 

 

一九四二年七月十日，星期五

 

最亲爱的吉蒂：

我描写我们的住处，写个没完，你大概已经腻了。不过，我还是认为你应该知道我最后怎么安身的；到底怎么安身，我再给你几封信，你就可以知道了。

不过我还是先继续我的故事，因为还没讲完呢。到达普林森格拉赫特街二六三号之后，米耶普很快带我们走过那条长长的过道，攀上木头楼梯，进了上一层，来到密室。她关上门，留下我们。玛戈骑自行车，早就到了，正在等我们。

我们的起居室和其他所有房间都堆满东西，真满，我没法形容。这几个月一批批送到办公室来的纸箱全都堆在地上和床上，小小的房间从地板到天花板塞满衣物。如果晚上想睡到像样的床，我们非立刻动手整理一下不可。母亲和玛戈累得动弹不得，躺在光光的床垫上，身子又疲倦，心情又凄惨，那模样一言难尽。父亲和我，我们这两个清洁高手立刻忙了起来。

我们一整天忙着拆箱子，填纸箱，钉钉子，整理这一片乱七八糟的东西，直忙到晚上筋疲力尽才倒在干净的床上。我们整天没吃热食，可是并没在意；母亲和玛戈太累、太紧张，没有胃口，父亲和我又太忙。

星期二早晨，我们继续昨晚没做完的工作。贝普和米耶普拿着我们的配给券上杂货铺买东西，父亲打点窗户的遮帘，我们洗刷厨房的地板，又从日出忙到日落。一直到星期三，我都没有机会想一想我人生的这场巨变。我直到现在才找到了片刻时间来告诉你这一切，以及想一想过去发生了什么，未来又要发生什么。

 

 

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一日，星期六

 

最亲爱的吉蒂：

父亲、母亲和玛戈还是不习惯那只威斯特伦钟的响声。这钟每过一刻钟出声报时一次。我倒不会，我一开始就喜欢它；它的响声使人安心，尤其是夜里。你一定想听听我对躲起来过日子的想法。这个嘛，我只能说我还不是很清楚。我想我在这幢房子里永远不会觉得像在家里，不过这并不表示我讨厌它。我们很像在一幢奇怪的公寓里度假。把躲藏的日子看成度假，是有点奇怪，但就是这样。密室是躲藏的理想地方。这里也许潮湿，而且不整齐，可是当成躲藏的场所，全阿姆斯特丹，甚至全荷兰大概也没有比它更舒适的地方了。

到现在为止，我们的卧室还是四壁空空，整个房间光秃秃的。幸好父亲事先把我搜集的明信片和电影明星海报带了来，加上一把刷子和一罐黏胶，我在墙上贴满照片，看起来愉快多了。等凡·丹一家来了以后，我们就可以用堆在阁楼里的那些木头做些橱柜和其他零星家具了。

玛戈和母亲已经有点恢复了。昨天母亲感觉好多了，于是她用剥荚的干豌豆瓣煮汤，可是后来她到楼下来聊天，一聊就把汤全给忘掉了，豆子烧得焦黑，黏在锅底，怎么铲怎么刮都没法弄干净。

昨天晚上，我们一家四口到私人办公室去听英国的收音机广播。我怕有人听到，非常害怕，求父亲带我回到楼上。母亲了解我的不安，陪我上楼。我们无论做什么，都怕极了邻居听到或看到。我们第一天马上就动手缝窗帘。其实不大能说是窗帘，因为不过是些破布片缝成的，每片布的形状、质地和花色都很不一样，父亲和我笨手笨脚，也缝得歪歪斜斜的。这些作品钉在窗上，要挂到我们重见天日。

我们右边的建筑是凯格公司的分部，是从赞丹迁来的公司，左边是家具坊。在那里上班的人，下班以后就不在了，但我们弄出的任何声音都可能从墙壁传出去。我们顾不得玛戈感冒很厉害，禁止她夜里咳嗽，给她吃了大量可待因。

我希望凡·丹一家早点到来，他们预计下星期二到。他们来了以后，这里会有趣得多，也不会这么安静。你知道吗?这里傍晚和夜里太静了，弄得我紧张不安，我愿意拿任何东西换他们有一个人睡这里。

这里其实也不是那么糟，因为我们可以自己开伙，又能到父亲的办公室听收音机。克莱门先生和米耶普，还有贝普·沃斯库吉尔，帮了我们很大的忙。我们要把好多好多大黄的叶柄、草莓和樱桃做成罐头，所以我想一时还不会无聊。我们也不缺读物，还有很多游戏也会买来。当然我们连往窗外看都不可以，也不能出门。我们必须安安静静的，以免楼下的人听到声响。

昨天我们忙得不可开交。我们将两箱樱桃去核，让库格勒先生装罐。我们要用空出来的箱子做书架。

有人在叫我。

安妮敬上

 

一九四二年九月二十八日安妮在这里加了一段话：

不能出门，这让我有说不出来的苦恼，我又害怕我们躲藏的地方会被发现，我们就会被枪毙。想起来真可怕。

 

 

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二日，星期日

 

因为我的生日，这个月来他们都对我很好，可是每天我都觉得在漂，漂离母亲和玛戈愈来愈远。我今天很勤快，她们称赞我，可不到五分钟又开始找我的茬。

他们对待我和对待玛戈有差别，这差别很容易看得出来。例如，玛戈打坏了真空吸尘器，我们整天就没灯可用。母亲说：“玛戈，人家一眼就可以看出你不习惯干活，不然你拔插头也不会这样猛扯电线。”玛戈应付了一两句，事情就结了。

可是今天下午，因为妈妈的字迹不好辨认，我想把她写的购物单重抄一下，她就不肯。她狠狠训了我一顿，后来全家都扯了进来。

我跟她们合不来，最近几星期这感觉非常明显。他们觉得在一起很温暖，可是我宁愿独自待着。他们老是说我们四人在一起多好，我们相处多愉快，从来没有想一想我并不那么觉得。

只有父亲了解我，有时候是如此，但他通常站在母亲和玛戈那边。另外有一件事我受不了，就是他们当着外人面前谈我，告诉他们我怎么哭，或者说我如何懂事。真可怕。他们有时也谈摩特杰，我最受不了。摩特杰是我的弱点。我时时刻刻都在想念它，没有谁知道我多想它。我只要想到它，眼里就满是泪。摩特杰很可爱，我很爱它，时时梦想它会回到我们身边。

我有好多梦，可是我们必须待在这里，待到战争结束。我们不能出门，我们仅有的访客是米耶普、她先生詹、贝普·沃斯库吉尔、库格勒先生、克莱门先生和克莱门太太，但克莱门太太最终没有来，因为觉得太危险。

安妮敬上

 

 

一九四二年九月，安妮加了一段话：

父亲总是很亲切。他完全了解我，我希望哪天我们能好好谈一下心，但愿谈的时候我不会大哭起来。不过，这明显和我的年纪有关系。我想把时间都花在写作上，但大概会变得很无聊。

到现在为止，我只对我的日记诉说心事。我仍然没有写出一些以后可以大声念出来的有意思的小品。以后，我要把时间少一点用在闹情绪上，多用一点在现实上。

 

 

一九四二年八月十四日，星期五

 

最亲爱的吉蒂：

我抛弃了你整个月，发生的事情太少了，我没法天天都找到当得上新闻的东西来写。凡·丹一家七月十三日到。我们以为他们十四日来，但从十三到十六日，德国人到处发召集令，引起很大的不安，于是他们觉得早一天走比晚一天走安全。

彼得·凡·丹那天早上九点半到来(我们还在吃早餐)。彼得快十六岁了，害羞、笨手笨脚，做伴不会有多大意思。凡·丹先生与太太晚半个钟头才到。凡·丹太太带着个帽盒，里面有一个好大的夜壶，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她说：“我没有这夜壶，总觉得不像个家。”它成为第一件在长榻底下找到安身之处的东西。凡·丹先生没带夜壶，但是腋下挟了一张折叠式茶几来。

他们一家一到，我们就一起吃饭，过了三天，我们七个人就有了大家庭的味道。自然啦，凡·丹全家大大谈了一下我们远离文明的那几个星期的事情。我们对我们那幢公寓和戈德施密特先生的情况特别感兴趣。

凡·丹先生为我们补了一课：“星期一早晨九点，戈德施密特先生打电话来，问我能不能过去一下。我立刻赶过去，看见戈德施密特先生惊慌失措。他给我看一张字条，弗兰克家留的。他依照指示，正计划把猫带给邻居，我也认为是个好主意。他害怕房子就要被搜查了，于是我们走遍各房间，这里整理一下，那里收拾一阵，并且把餐桌上的早点清理了一番。突然，我看到弗兰克先生桌上有一本笔记本，上面写着一个马斯特里赫特的地址。我知道那是弗兰克先生故意留下来的，但是我假装大惊失色，请他把这张会连累人的纸给烧了。我指天画地发誓说不晓得你们失踪的事，但这张字条让我想起来了。‘戈德施密特先生，’我说，‘我敢说我知道这个地址是怎么回事。大约六个月前，有一个高级军官到办公室来。他看起来好像是和弗兰克先生一起长大的。他答应哪天有必要，一定帮弗兰克先生。我想起来了，他的驻地就是马斯特里赫特。我想，这军官会信守诺言，想办法帮他们过境到比利时，然后到瑞士。弗兰克家的朋友来问，把这件事告诉他们也是无妨的。当然，马斯特里赫特能不提就不用提吧。’之后，我就走了。你们的朋友听到的，就是这么回事，因为后来我听到好些人都这么说。”

我们觉得有趣极了，不过，当凡·丹先生告诉我们有些人的想象力特别发达的时候，我们笑得更厉害。例如，有户住在我们那个街区的人家说，他们看见我们一家四口大清早骑着自行车走掉，另外有个女人一口咬定我们有天三更半夜被装进某种军用车辆运走了。

安妮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