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治疗，慢性病患者更需要“人文关怀”
转自2010-08-28 广州日报  文：墨斗

　　疾痛的故事：苦难、治愈与人的境况

（美）阿瑟·克莱曼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0年4月

　　疾痛是这个世上最普遍存在的一种东西——多数人可能会嫌恶地斥之为病毒，少数人承认它是事实，“生活的一部分”，但并不等于他能泰然地面对。疾痛，特别是潜伏多年、缓慢发作的慢性疾痛，对人不仅意味着生理上的摧残，更多的是心理上的折磨。人们在接到诊断时或许是震惊：“为什么偏偏是我？”又或许是排山倒海的绝望——无论怎样，保持绝对的平静，即使有再充分的心理准备，恐怕也是不可能的。

　　我经常觉得医生与刑庭法官很相似——诊断书与判词的相似只是一小部分，更重要的是“宣判”本身都是一个居高临下的纯技术性的行为：对法官而言，只有与犯罪行为及惩处有关的事实才表述在判词里，对嫌疑人的心理动因、真实感受之类，至多做一些大多自以为是的逆推判断；同样，对医生而言，也只有与疾病和治疗相关的内容才值得追究并呈现，患者心灵所体会到的“苦难”就很少涉及，这些苦楚的心理和社会成因也甚少得到倾听和了解。医学似乎仅仅是一门专业科学，是医生开出药方，病人照方抓药，其他事项，则都应排除在需关心的范围之外。

　　美国学者、医学伦理学专家阿瑟·克莱曼的研究，访问了大量被病痛折磨的人，他要探索的是疾痛与社会的关联，但是，正如他自己所承认，面对因疾痛而被自我挫败感、自卑感和无望的焦虑感填塞的人，健康的人一定会倍感隔阂，因为后者无法理解疾痛，更无权“要求”对方坚强。克莱曼曾提到一名16岁的下肢瘫痪者对他的咆哮，当时克莱曼正试图劝解一群病友们关于自杀的谈论：“去你妈的，克莱曼医生！去你妈的！你又不必在你的余生过这种日子……你竟敢来教我们怎么做？如果你像我们一样，你也会想到死，想到自杀。”愤怒而悲哀溢于言表。

　　不难想象这样一种尴尬的场景。克莱曼认为，医疗工作者、伦理学者和社会学者不仅要关注客观的、医学意义上的疾病（disease），而且要对疾痛（illness）——罗伯特·伯顿在其名著《忧郁的解剖》中指称的“受伤的灵魂”——这种主观的东西有深入的研究。克莱曼记述的许多病案并没有好结果，致命慢性疾病的患者大多也是郁郁而终，最后甚至拒绝与医生对话；但是，即使少数几个比较成功的案例，也让他得出了“怜悯之心可以克服强烈反感，为完全不同的生活世界搭建桥梁，不管这桥梁可能会如何脆弱和不健全”的结论。

　　在《疾痛的故事》一书中，克莱曼也提到一位能够自强的患者帕迪·埃斯波斯托，疾痛把他从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年轻人变成了一位优秀的临终关怀咨询顾问。克莱曼虽赞许帕迪，视为疾痛给生活注入意义的正面例子，但又谨慎地说，他不能随便地去向不具备品质和自律力的患者推广帕迪的榜样。

　　克莱曼在回顾历史时说：“14世纪的欧洲，黑死病肆虐使得欧洲大陆人口骤减，苦难问题成了社会的主要危机，既包括如何看待它的价值意义问题，也包括如何解决它的实际问题。那时的欧洲社会，一方面重新确立受到瘟疫威胁的宗教和道德的核心意义，另一方面也尽可能地运用当时的社会和技术手段加以控制。”

　　然而，今天的我们过于器重科技，不知不觉把昔人倚重的心灵的智慧遗落在了病榻的边缝里，社会对人为灾难的反应“几乎完全集中在理性的技术控制上，鲜有对其更深层意义的探索”。假如“人文关怀”这一环果然丢失了，那么痛苦的灵魂将可能失去其最后的救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