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声川的戏

    观赏赖声川的戏，最好的地方是观众充分得到娱乐的满足。

    把戏剧说成具有娱乐效果，恐怕要被许多严肃的正统人士认为大不敬。其实不必，戏者游戏也，玩得起来的人，基本上够从容、够广大，心是开的，能让观众马上感受到他的亲和力。视娱乐为下层多半是不把观众放眼里，容或有艺术崇高的内容，他也是傲慢的，至少作为观众的我就不爱坐在台下接受这种压力。而如果一面低估大众，一面又要迎合大众的趣味，结果是只有大众的浅薄，没有他们的真心，观众不是傻子，谁又愿意自己是那样被谄媚着的呢。

    看过赖声川编导的《摘星》和《过客》，很可惜《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没有看。看《摘星》，让我看见编导这个人的心地是非常健康宽厚的。因为以智能残障者为戏剧题材表演，要不变成宣扬爱心的慈善事业也罢，最怕就是演绎残障本身，将之夸张为探讨残障者的内心世界，甚或夸张为哲学命题诸如“谁才是真正的智能残障者”之类。然而赖声川处理得平正而明朗，呈现给观众是生活当中的事实，那些残障者家属的困难悲苦或是小小的喜乐，都让我们看到自己也同样有着的个性脾气、烦恼、好处和坏处。平常看不见自己的这时候都看见了，毕竟自己是比戏中那些人幸运得多，想着要活得更足够一些吧。全场笑声不断，却仿佛蛮清酸似的。

    看《过客》，则见赖声川的才华满场飞扬。我在艺术馆欣赏过的演出，台上台下能这样打成一片的热烈场面，恐怕唯有兰陵剧坊的《荷珠新配》可以比得。《过客》是艺术学院二年级学生的期末公演，一扫学生游艺会表演式的幼稚贫乏，相反地，赖声川要说的东西那么多，俯首拾来皆是珍宝。膨胀的内容驾驭了形式，舞台上可出可入，可写实可抽象，大胆淋漓，看得过瘾。

    戏，应该还是要让人觉得好看吧。Brecht的剧场有意造成与观众疏离，不要观众陷入剧情人物的悲喜哀怒中，而要观众思考和评判。Brecht这种说话方式，清洁了通俗剧的赘辞滥情，使人耳目一爽。国内多年来许多实验剧团排出的新戏，往往取其疏离的形式，然而因为内容困薄，变得自绝于观众，就很难冀望它的发展性了。赖声川所编导的几出戏，也是要观众思考判断，但是他不小题大作，亦不作空洞的观念，或冥想式的呓语呢喃。他的材料取自于现实生活，用丰富敏锐的众多事件连缀起来，泼洒在舞台上，让观众看到具体的人物，人物在各种状况里各种情态所引发出来的可笑可哀，赖声川将之安排得很好看，完全没有实验剧的辞不达意和尴尬扭捏。所以我会特别喜欢赖声川的戏，即使不为思考来看他的戏，他也有太多其他的东西可以观，可以乐，可以群。

    然后看了正在排练中的《那一夜，我们说相声》。李立群、李国修表演两位在西餐厅作秀的小人物，那一夜不知什么原因，两位相声大师突告失踪，二李只好硬硬头皮冒充上场，假戏真做，竟成了真正的相声大师。从假戏到真做之间，就是一场妙戏，荒谬好笑得很。

    二李顶替真做之后，第一节相声剧本我看时尚未完成，是以西门町咖啡馆一段爱情邂逅为题，观众看着李国修的恋爱如何在“谈”，用琼瑶的、无名氏的、文艺青年的遣词造句在谈，彻头彻尾煞有其事的郑重状，笑柄像气球吹到某个限度，忽然将它一针戳破，真相登时自露，大家都笑了。本身这段经过就形成了辩证考察的经过。

    第二节一九六一年时期，借新购电视机一事，鲜活反映出那时候台湾人民的生活，最得到在场众人的共鸣与感慨。第三节抗战时期，重庆的一个防空洞里。战争尽管打着，人总还是要过活的，活得多么谦卑委屈，至少是在这个世上，跟人在一起的。记不清是否楚浮讲过的话，说：“人生并非如人们想象中的那么悲剧过不下去，但也并非那么快乐好过，这就是我的电影。”此节带给我深沉的滑稽之感，几乎是悲哀了。第四节民国初期，戏谑西风东渐下的新派旧派，从人类记忆学扯到秦始皇，乃至生与死，最后喊出“和平奋斗救中国”，赖声川奔腾得简直不可收缰了。

    一般人表达题旨，用正话讲正话，讲得又笨又费气力。赖声川这次选择相声的形式，反话讲正话，讲得漂亮而裕如。

    相声的机锋相逼，正反相生，都是中国人的性情。相声又言语聪明，单听其口齿爽脆也没有不足。赖声川李立群李国修他们开始创作这出戏时，认为相声随进随出，要假要真，最自由简单不过了，后来发现越走进相声里面，越不是那么一回事。相声有相声的规矩和分寸，竟然是动它不得。他们以为选择了容易的道路，结果发现更难。赖声川说：“好比是一个包袱，东西都在里面，难在你怎么抖开它。”

    大家喊赖声川Stan，偶尔也喊赖桑。他的相貌像唐画里的官仕，吊细凤眼，白皙容长脸，留着须。研究的心得，他的确必须留须来掩住他实在太精小的嘴巴，撤去须，他将幼稚如一初出茅庐的少年，难以取信这样的少年会做出什么戏来。去年赖声川才度过三十岁生日，真是年轻。

    一九八五年二月十六日

文学的童年

    也许是长女的缘故，记忆中，父亲比较有更多的新鲜好奇和耐心来“教育”这个头生子。比方说，练毛笔字，从握笔的方法到一横一竖一撇一捺一勾拐，父亲都把着我手实实在在教过的。似乎天心天衣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比方说，我坐在父亲膝上和书桌之间，桌上摊着稿纸跟唐诗三百首，父亲把《长恨歌》一句句指认讲述给我听，至今我记得父亲下巴抵触到我头顶的实感。

    小学二年级有图画周记，三十二开作业簿，上半画图，下半写字。我写爸妈带我们去看电影《金钱豹》，父亲就帮我画了笼子里一只金钱豹。我写爸爸本来要占金门因为海浪太大船快翻了，还好有人拉住绳子才没翻所以半夜又回来了，父亲就帮我画一艘军舰。这本图画周记奇迹般的保存到现在。

    还有一件我们父女联手合作的成品，是家事课做枕头套。用一种特殊彩料绘好图案，平置在白布上拿熨斗高热压烫后，图案便印在布套上。父亲帮我画了一对艳丽的热带鱼，水草贝壳，商量怎么配色，我上色，一齐压印。漂亮的枕头套，家事老师说送给她拿去展览吧，我没有答应。很久以后，我把它送给一位男朋友的姐姐，不知下落怎样，想起来有点可惜呢。

    父亲很会写美术字。长长的一段时间，也许持续到高中毕业，每学期开始发新书新簿子，我最爱全部抱到父亲书桌上，央他在一本本上面写好年级班级姓名。替我用光滑的月历纸包好教科书，我痴痴地趴在书面看父亲笔下生出奇逸的字体书写着“算术”、“国语”……新书的香和签字笔的香蕉油甜味，感觉新学期真有希望。

    住在板桥妇联一村时候，父母亲还没有自己的卧室书房，客厅里放着大床，傍门窗一张书桌是父亲写稿的地方。我们小孩在大床上玩着玩着大声起来了，就被母亲呵斥不要吵。星期天放假日母亲总是上午把我们带出门，到林家花园旁一座网球场玩，混一整天回家，好让父亲安静写稿。后来搬到内湖，窄小的客厅逢雨天便两条竹竿横七架八挂着湿衣服，父母亲的多少文友们在那万国旗底下谈天说地。虽然我完全不懂他们的谈话内容，也常常搬个小板凳坐在父亲脚边倾听，直到瞌睡蒙眬，不知东方之既白。

    小学六年级暑假，父亲许是看我太无聊了，从他们卧房门后的橱柜里取出一书给我，说这本书好，可以看。那是一本一九六八年七月初版定价新台币二十元、港币四元的《张爱玲短篇小说集》，封面绿色底一轮大黄月亮。扉页有张爱玲的黑墨水钢笔题字，“给西宁——在我心目中永远是沈从文最好的故事里的小兵”。

    当时我并不知道谁是张爱玲，谁是沈从文。

小说奖

    一九七六年我读大学二年级时的事了。第一届《联合报》小说奖征文比赛，首奖从缺，二奖两名，三奖两名，我是三奖中的一名。两年后夏志清担任决审的那一届小说奖，父亲被推荐得到贡献奖，颁奖典礼上需要一首歌，叫我作词，作的是“爸爸的白发不是老”，由许常惠谱曲。这是我与《联合报》小说奖发生关系的仅有两次，至今不觉已十五年过去。

    当时的主编骆学良先生，争取成立了一件专案，与十位年轻作者签订基本作家约，月给五千，作者则至少每月要交副刊一篇小说。我与妹妹朱天心自忖产量不足，就合签一份约，轮流交稿，这个计划执行了四年之后停止。副刊大篇幅刊载小说的那个年代，已一去不复返矣。

    我不知道是否小说已死，我只知道突然有一天也被邀席列为小说奖复审委员的时候，我对自己说：“是了，你也差不多了。”从第一届小说奖参加竞赛的新秀，到现在担任评审，固然意味着成就和地位，但也一样意味着迈向老贼和腐朽的巅峰。所以“联副”要我们来一表渊源，我怕是惊觉之余，感慨竟无，牢骚倒多过颂辞的。

租屋今昔

    十八年前，天啊有这么久了吗，照现在的速度三年为一代的话，那已经是六代以前的事了。请容许我这名祖先级老人类亦出土说明一下，当年我们在外租屋生活的情况。

    淡江一年级上学期，我住水源街（如今叫麻将街还是堕落街）亲亲面包店楼上一格小房间，小得仅够放一张铁架床，一张书桌跟椅子，一个塑胶衣橱。若有朋友来，而此友又比较高大的话，就只好把房间门打开，将椅子借走廊的一点空间请坐，我挨着床沿正襟危坐，小心不要碰到此友的长腿和鞋子。

    房租一学期一千五百块，三餐则每顿只花五块钱，吃法是一碗饭一块钱，两样素菜（包含半荤的蛋类）共四块钱，然后大肆打捞免费汤里的沉淀物，由于技术高超，通常可装得一尖碗，吃完再装。如此度过一星期，待周末回台北家中补充营养，见啥吃啥。

    建筑系友人租的宿舍是家四合院，叫动物园，房客皆学生，每人有一个动物绰号。他的那一大间足以分割成我的好几间，却不区隔，全间一栋供睡，供吃，供招待来客，工作，和画画。墙角堆着数打可口可乐跟啤酒，朋友很多。作画时永远忘了吃，一个馒头当三餐。一面墙壁挂着黑白摄影，白的天空黑的枯凋大树，枝枝丫丫向上探索，是他的作品，在红毛城照的。一次文社举办观赏徐进良的实验电影《大寂之剑》（也许今人更记得他制作的《邮差总是按错铃》和《邮差再度来按铃》)，散会后，大家呼啸至动物园喝不知哪里弄来的羊奶。席地而坐，一口缸杯装满羊奶传着喝，友人的女友帮大家在苏打饼干上涂起司分吃。

    如此波希米亚式的生活曾令我惊为天堂。友人在女友怀孕之后未毕业即结了婚，搬到学校山脚下租房子住，我下山看电影，路过就去他们家，小锅小灶像扮家家，一张双人床也是自己搭的。友人在看《三国演义》，地图摊得一桌几。

    是啊，正如今天日本年轻一代，已定型为喜欢坐在模仿纽约仓库改装成的住宅地板上的地板生活，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矮化的家具也早已在此地普及了。

    一九九二年二月廿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