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三点二十了。中国人有句谚语：让人家等就是给人家时间数你的错。但马修的做派却是数自己的错。所以，最后他觉得泰奥未能按时赴约与其说是泰奥的错，不如说责任在他。伊莎贝尔，没说的——她把他压制得服服帖帖的。当着她的面，他总是反应迟钝，想说的话总是落后半拍。但泰奥的优越地位却并不使他自感渺小。

事实上也不尽然。当然，在有些情况下，当他跟泰奥平等地闲聊，沉浸在影迷式的兴奋胡扯中时，如果没有伊莎贝尔在场他会觉得更能纵情些。但甚至在那种情况下，缺席的伊莎贝尔，虽然像个几乎看不见的鬼影一般，仍然会若即若离地控制她哥哥，正如那些合成照片的感觉一样：两个侧影组合到一起产生了第三张面孔，看起来全然是张陌生人的脸。

马修爱的就是这个陌生人。但他的爱令他变得卑微。他发现自己竟然会像某些乡村闹剧中羞涩的求爱者一样结结巴巴。最简单的话语都变得像绕口令一般。

他仍然在等。昨天傍晚放下电话时的洋洋自得已然灰飞烟灭。他感觉再次踏上了钢丝；钢丝又拉在了一个新的深渊上方。已经快三点二十五了。

朗姆酒店门外的人行道上立着一位街头音乐家，一位年轻的摩洛哥小提琴手。他正在演奏《风流寡妇》中的“薇丽亚之歌，拉得还算不错。马修开始研究起他来。他发现，每次碰到旋律中的结束乐句，那位小提琴手总会在最后一刻以一次琴弓的急拉重现这一乐句，琴弓碰上小提琴的样子活像乡村集市上悬挂的一束柔软的草芙蓉。

他演奏的时候虽然面带微笑，却使人一想到他就感到一种忧伤。他随身携带着忧伤的细菌，情形就像个传染病菌的携带者，不知不觉间就把它传染给了别人，自己倒并无大碍。

但这却是马修最不情愿被感染的时候。他把自己看成了他憎恶的那类影片的男主角，一个敏感伤情的畸零人沿着路灯刚刚点亮的辉煌大街踽踽独行，周围都是兴奋、熙攘的人流，全都朝跟他相反的方向奔去。影片的背景音乐无一例外都是街头艺人的演奏，无一例外也都是真正的街头艺人，都是由导演本人四处撒网，从城市的大街、广场、公园和地铁过道里搜罗来的。而且其主题调子——比如“薇丽亚之歌”——将接力赛般从一个乐器换到另一乐器，由一位街头艺人换到另一位，从花神咖啡馆门前疯疯癫癫的驼背丑老太婆——笑起来嘴巴咧得跟她的六角手风琴一样宽阔多皱——一直到以蒙日广场为家的盲犹太竖琴师，一路追踪着他穿越整个巴黎。

泰奥终于大驾开到的时候已经三点半了，沿着大街不慌不忙地溜达过来。他不是一个人，伊莎贝尔因为无聊也决定一道前来。她身着一件战前款的夏奈尔“小外套”，袖口和纽扣装饰得繁复华丽，但由她穿来实在太紧，至少小了两个号。泰奥还是照旧一身灯心绒夹克、灯心绒裤子和凉鞋的装扮。马修挺开心地看到，这兄妹俩的衣着做派在那帮中产阶级的老年贵妇中颇引起了一场骚动，她们整天裹着爱马仕丝巾，琢磨着数不胜数的因为配药产生的恐怖故事，朗姆酒店的常客就是由这些贵妇外加埋头阅读《世界报》或《新观察家》的沉默寡言的不合群怪人组成的。

泰奥跟伊莎贝尔都没费心为迟到了半个小时道歉，因为他们压根没想他因苦等他们不来而已然离去的可能性。泰奥忙着浏览菜单，伊莎贝尔则捡起马修丢在桌上的一本书翻了翻。

“你在读意大利文的塞林格？酷毙了。”

“人家告诉我，读你已经熟记在心的书的译本是学习一门语言的好方法。”

“真有趣。”

实际上伊莎贝尔压根没觉得这有什么趣。她刚发现了一种新的表达方式，现在正乐此不疲呢。从现在开始，原来“美妙绝伦”的一切——不论是一部影片、一件值钱的外套还是一架印度产的乌木屏风——都成了“酷毙了”。就像那些《读者文摘》“提高你的语言表现力”栏目的信徒一样，他们觉得健谈与否的声誉端赖在一天内找到了多少使用诸如“过剩”、“不幸”和“精粹”此类词汇的机会，他们像别人随便指名道姓般不知节制地抛洒诸如此类的形容词。伊莎贝尔一旦迷上了某种有趣的表达方式就绝不肯轻易让它溜走。

那也许是句“名人名言”。譬如拿破仑的“只要不是《圣经》里的话大家都愿意相信”，虽然她本人并非基督徒，而且绝非基督徒，她还是乐于随时引用，不管场合是否合适。

或者就是把某个异想天开的昵称赋予某个物件，而且自此以后永远这样称呼。她抽的香烟是淡紫色的，俄国货，看起来就像一支口红，她将其重新命名为“拉斯普京”俄国西伯利亚农民“神医”，因医治了王子的疾病而成为沙皇尼古拉二世和皇后亚历山德拉的宠臣，后因行为淫荡和干预朝政被保皇派谋杀。。如果有个烟蒂在踩了几次之后还在冒烟，她就会仿佛灵机一动似的痴笑道：“它就是不想死！它是个拉斯普京！”

泰奥和马修决定他们仍旧照常在六点乘地铁去特罗卡代罗广场，就当一切正常。虽则希望渺茫，仍然不排除有一切恢复正常的可能。他们希望出其不意地撞上好运。

这个午后阴郁寒冷。

“我们可以去看场电影，”马修道。

“没什么可看的，”泰奥答道。他郁闷地把保护他的冰淇淋免受想象中的阳光照射的粉红色纸阳伞挪开，来来回回、开开关关地把玩那个小小的网状伞面，然后从夹克口袋里掏出一份圈圈点点的《演出指南》，扔给马修。“自己看看吧。”

这是泰奥的习惯，他在星期四早上，这份杂志上市之后，就在他已经看过的电影前面都打上星号。马修发现，杂志的每一页上都几乎是不间断的一串星号。

“不管怎么说，”泰奥继续道，“我们不得不去看一场四点的电影了，不过再去电影馆就要迟了。”

伊莎贝尔充满嘲笑的声音打断了他们。

“你们简直是疯子。”

泰奥涨红了脸。

“你骂什么？”

“你们难道没意识到自己有多荒谬？你们俩都一样。电影馆关了。关门大吉了。今天晚上去夏约宫等于浪费时间，你们俩明明知道。别这么孱头了，还是买张报纸看看，省下地铁票的钱吧。”

“首先，”她哥哥答道，“买张报纸要比买张地铁票还贵。其次，是你本人诅咒发誓说朗格卢瓦不用等到今天就会官复原职。第三，据我所知没人邀请你跟我们同去，正如一开始就没人邀请你跟我一起出来一样。”

在泰奥这么怒气冲冲地一一列举他这一意外得之的循环论证时，他对伊莎贝尔的火气也就平息下来，他不做声了，又开始烦躁地把玩起冰淇淋上的小纸伞来。

她却不依不饶。

“哦，是我自己上赶着来的。就为了看你那副发现电影馆关闭时的嘴脸呢。昨晚那一幕多了不起。你那副尊容就像马上要哭鼻子了。他没让你觉得反感吗，马修？跟他一起被人看到你不觉得羞耻吗？你见过这么可怜兮兮的人吗？我得很抱歉地承认，家兄正是跟那起家伙一样惹人爱怜。就跟史诗片，跟雅克一路货色。他是个天生的失败者。”

马修丝毫不敢插嘴。再没有比这样的场合更让他自觉是个完全的外人了。他的沉默就像一个身穿睡衣裤的小孩孤零零站在黑夜的中央，静静地听着父母在他们卧室里无法挽回地相互诟骂。

泰奥在伊莎贝尔这番激烈的抨击中间一言未发。他猛拽着冰淇淋遮阳伞的伞骨，最后小伞的伞面被拽得翻了个个儿，就像狂风把雨伞吹成喇叭花。

“你到底什么意思？”他终于问道。“你认为我们不该去电影馆？”

“我们当然要去电影馆，”伊莎贝尔道。“我从来没反对过去那儿。我吃不消的是眼见着你们俩跟你们那帮狐朋狗友一样只知道流着口水巴望着官方如何如何。”

“那你有什么建议？”

“我有什么建议？”她模仿彼得·洛尔（彼得·洛尔（Peter Lorre，1904—1964），匈牙利出生的美国电影演员。他在惊险影片中塑造了一个圆脸、口齿不清、声音柔和的著名阴险形象。1931年在F·朗格导演的德国经典影片《M》中扮演心理变态、杀害儿童的杀人犯，使他在国际上一举成名。其表演被认为是银幕上对犯罪最杰出的性格刻画之一。四年后在《疯狂的爱情》中扮演角色，第一次出现在好莱坞的银幕上。此后他扮演了各种狠毒的施虐狂角色，著名的影片有《罪与罚》（1935）、《马耳他黑鹰》（1941）、《卡萨布兰卡》（1942）和《五指怪物》（1946）等。他在后来拍的片子中有时扮演滑稽角色，在某种程度上冲淡了他那一贯令人毛骨悚然的形象。）的声音道。这可是她的拿手戏，她身体前倾，声音压低到几不可闻的耳语，像极了那些主谋犯就要揭开将把世界搞个底朝天的计划时画面照例淡出的电影场景。

伊莎贝尔的建议是这样的。无论在学校还是在电影馆，泰奥只要能挤出时间，就会在他那本从青年吉贝尔书店买的活页文件夹里开列他喜欢的电影的详细名单，等文件夹全部写满后，他会按严格的时间顺序将它们排列好。在其中一本文件夹里，他会列出所有时代的电影中他最喜欢的百部影片；在另一本中，他又会列出每年的百部最佳。他从十岁就开始这么干，不过，有一部影片他永远忠心耿耿，那就是戈达尔的《法外之徒》。其中有个场景是三个主角飞奔过卢浮宫的展厅和走廊，想打破窥视卢浮宫珍宝展品的最快速度——九分四十五秒。伊莎贝尔的建议就是：该轮到他们去实现这一壮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