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3天后，我躲藏在那间用来当书房的、小得像一只橱柜似的屋子里，观察监视器黑白屏幕上显示的隔壁诊疗室里的活动。当天的第一位来访者已开始概述她的生平和对自己职业的不满，她的态度有几分拘谨，也有几分坦诚。我身边堆满顶到天花板的一叠叠文件和卷宗，地上扔着一个装有西蒙斯的运动衣的袋子，刚刚穿过的运动鞋散发出强烈的臭味儿。借助监视器上的扩音器，我听得到那个来访者说话，但透过墙壁传过来的声音更直接。这是明澈透亮、发音十分清晰的英格兰人的口音，或许她在泰晤士河畔沃尔顿长大、以名列第一的成绩毕业于牛津大学基布尔学院历史专业。透过门缝，我看得到这位来访者的外衣挂在厅里，那是一件昂贵的蓝色山羊绒外套，上面有水点般的图案。边上还放着一只薄薄的皮公文包。

    谈话中，西蒙斯的这位客户曾3次打断对自己趣闻轶事的陈述，猛地向后捋捋头发说：“真抱歉。这一定非常枯燥乏味。”仿佛早就料到她会这样说，西蒙斯平静地回答道：“我坐在这儿正是为了听你倾诉的。”20分钟后，像长辈似慈爱的西蒙斯压低声音，几乎耳语般地问道：究竟发生过什么事，使昔日那个天真快乐的女孩完全变了一个人？至此，37岁的卡罗尔毫无先兆地啜泣起来，她是一位税务律师，在英格兰银行附近的写字楼里领导一个部门，手下有45个人。西蒙斯亲切地望着她。窗外，邻居的猫儿正在绕着鲤鱼池漫步。

    卡罗尔走后，西蒙斯扔掉一大堆用过的纸巾，将长沙发上的垫子扯平整。他认为困扰着那些咨询者的最常见、最无益的错觉就是，他们自以为在成长过程中，早在获得学位、成家、买房、跻身于律师事务所高层之前本应凭直觉知道应该怎样妥当地生活。他们始终饱受一个萦绕在心头的念头折磨，即由于自己的错误或犯傻，他们已经与本该从事的“事业”失之交臂。

    “事业”这个古怪而又不合时宜的词儿在中世纪开始在基督教世界流行，原本指的是人们突然得到旨意，要他们依照耶稣的教诲身体力行。西蒙斯坚信，这个概念的世俗版本一直延续到现代，它总会用一种期望折磨我们，即生活的意义总会在某一时刻以现成的、确定的形式显现出来，这种意义随即会使我们从此不再受迷惘、妒忌和懊悔的侵扰。

    西蒙斯更喜欢引自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1908—1970），美国当代著名心理学家，人本主义心理学主要创始人之一。——译者）《动机与人格》中的一句话，他把这句格言钉在洗手间里：“知道我们想要什么并不是一件寻常的事情，那是难以取得的、心理上的成功。”

4

    下星期卡罗尔再度来访，穿着绿裙子和T恤衫，显得年轻了10岁。西蒙斯首先为屋里的气味不好表示一番歉意（他的太太正在烹制掺入奶酪皮的大头菜泥），然后建议她交一篇小文章。他在她面前摆上3张已写出标题为“我喜欢的东西”的纸张，给她10分钟，让她列出一张想得到的东西的清单，从伟大庄重的到琐屑不堪的。随即他便起身出去端柠檬干姜红茶，弗洛伊德不赞成心理治疗师与病人交往过于密切，他始终反对这个观点。

    卡罗尔在纸上写字儿，不时停下来眺望窗外。她表现出一种强壮的、甚至是男性的美。看到她的人或许会联想起上个世纪20年代英国驻乌干达的某位中级殖民官员的妻子。

    西蒙斯明白，仅仅与人们直接讨论喜欢做什么无助于引导他们从事更令人愉快的职业。多数前来咨询他的人过于关注金钱和社会地位，他们早已丧失就择业问题做一番认真思考的能力。他想让他们回到基本准则上来，围绕那些令他们高兴、激动的因素做些自由联想，并不企图刻板地为他们设定一个求职的框架。

    西蒙斯喜欢一个隐喻：在发掘自己能力的过程中，前来咨询他的人必须像带着金属探测器走过一块地面的探宝人那样行事，必须留神倾听他所称的“欢乐的”嘟嘟响声。一个人首次得到的喻示或许会说他的真正兴趣在诗歌方面，不是在一页页读诗集时听到神的声音这样吩咐，而是在城市边缘的停车场顶上、看到薄雾笼罩在一个静谧的幽谷上方时，他感受到发自内心的嘟嘟声。或是一位女政治家，早在加入某一政党、掌握治理国家的本领之前，她已在成功调解两位家人的矛盾后捕捉到这样一个明显的信号。

    卡罗尔内心发出的嘟嘟响声碰巧是复杂的，令人困惑。她幻想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包括参观古老的教堂、分发礼物、把东西整理得井井有条、在马盖特①①Margate,英格兰东南部城市。——译者一个朋友开的海鲜餐馆里吃饭、买旧式椅子以及在互联网上读经济方面的博客文章。

    利用几次会面的时间，卡罗尔和西蒙斯分析她那张单子上的内容，还借鉴了两位考古学家研究一座古城的瓦砾时采用的分离法。他们谈到那个海鲜餐馆，谈得越多便看得越清楚，其实并不是餐馆本身对卡罗尔具有特别吸引力。令她产生深刻印象的是，她那位朋友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冒险创业，给她树立了一个榜样。西蒙斯从这次谈话中抽出“热情”这个词，把它写在门后的白色书写板上。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发现卡罗尔对经济学博客文章的爱好实际上仅限于其中一项内容，即对社会企业家身份的探讨。于是，西蒙斯又在白板上写下“利他主义”和“商业”。

    接着职业咨询师和前来咨询他的人转而研究“妒忌”。西蒙斯特别推崇这种感情，它提醒人们留意自己的潜能，他觉得遗憾的是，这种有益的感情常常受到自以为是的道德准则排斥。若没有嫉妒心理，人们便无法认识自己的愿望。于是西蒙斯再给卡罗尔10分钟，让她写出自己常常会妒忌的人的名字。他一边往门外走一边补充说，对于她是否心地善良，他并不在意，但是假如名单里没有至少两位关系亲密的同事或朋友，他便知道她在逃避现实，而且多愁善感。

    在闭路电视上看他们谈话，我渐渐领悟到隔壁潮湿的房间里正在发生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西蒙斯已将他的毕生精力用于深切关注另一个人的最最细微的情感。1000年来人们注重行为甚于想法，将智慧仅仅用于谈论枯燥抽象的理念。一个普通人每天遇到种种困惑，他的想法本该得到细致考察，如今他终于有了一个可以探讨问题的论坛，在所有那些建得较好、却并非为满足我们的最基本需求而设立的企业中（诸如为园艺业、清洗业、会计工作和计算机行业提供便利的企业），终于出现了一家机构，它致力于解析人的心灵上重要却又模糊不清、像无线电信号传输一般的变化。

    西蒙斯的书桌上摆着米开朗琪罗未完成的雕塑《奴隶“阿特拉斯”》的照片，来自佛罗伦萨的学院美术馆。在这块处于原料与艺术精品之间的石头上，一具至今未能找到头部的躯体努力想挣脱这块厚重的大理石，从中现身。在西蒙斯看来，这一未完成的作品是一个隐喻，预示着他对职业咨询的功用的看法，用尼采的话说便是：帮助我们“成为你自己”。

5

    与西蒙斯相处1个月以后，他问我是否愿意跟他一道去英格兰北部出差。我们的第一站是纽卡斯尔，他在那儿一所大学里的招聘会上预定了一个展位。2000名学生将在这个维多利亚时代的大厅里游荡，不少经济领域内各行各业的雇主已来了。西蒙斯将在这里提供半小时的咨询服务，学生们可以自己选择是否以后再与他在电话上继续讨论。

    伦敦驶出的火车上挤满了人，我们站在走廊上，拎着装有西蒙斯的展位组件的大箱子。列车员怜悯我们，让我们进入头等包厢。我们坐在裹着天鹅绒的扶手椅上享用有香肠和鸡蛋的早餐。这始料未及的奢侈待遇不仅未使西蒙斯高兴起来，反倒令他暴露出我以前不曾见过的忧郁的一面。工业化英格兰留下的痕迹在窗外闪过，西蒙斯却在沉思现代文化和礼仪之拙劣。随后他换了一个话题，谈到没有多少人愿意花钱得到他的服务，而且来找他的人大多只是听他介绍一次情况，听他讲解以实验为基础的咨询方法。他们只花很少的钱，以后很快便走人。西蒙斯总结道，大多数英国人随波逐流，将成人后的毕生精力用来做16岁时未经过仔细斟酌便选定的工作。就在此刻，显然是要证实他的分析很有道理，走道另一侧的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在懒洋洋地翻阅Bella杂志上的“名人花絮”栏目。

    来到招聘会场时门刚刚打开，于是我们匆匆组装好展位。学生们拥进来，情绪高涨，三五成群，时常爆发出一阵令人不快的大笑。看得出来，他们很健康，有几个还很漂亮，这似乎是在暗示知识和经验最终并不能成为可借助的、非常有价值的商品。

    有几个人经过我们的展位时取走了宣传页，但是多数人匆匆走过，直奔对面一家国防工程承包商和一家连锁超市的展位。看来这注定将是一无所获、使人疲惫的一天。不料，到下午晚些时候，西蒙斯翻检一叠他发出的问卷调查，发现有一份署名为索伦·克尔凯郭尔（Sren Kierkegaard（1813—1855），19世纪丹麦哲学家，存在主义之父。——译者）。在“欲在职业生涯中取得何种成就”那一栏里，这位刚刚诞生的幽默大师写道：“推翻虚伪的基督教伦理霸权以及伪善的丹麦国教会。”我们找到一家毫无生气的“宜必思”酒店。由于管道漏水，那里的餐厅已关门，因此我们在一家加油站里买来奶酪三明治，吃过便早早去睡觉。

    第二天事情出现转机。我们去米德尔斯布勒（Middlesbrough,英国英格兰东北部港市。——译者）访问一家挡风玻璃公司的维修部，他们正准备裁减25位中层经理。老板要求西蒙斯举办一次题为“自信”的研讨活动。西蒙斯将对那些冗员进行一些培训，这些培训项目旨在帮助他们憧憬自己充实的未来。在早晨的会上，他在屏幕上打出幻灯片，内容是“只要想做，我能做成任何一件事情；我可以变得很强大，能移动大山；我可以制定自己的目标并且取得成功；迄今为止，我做过的所有事情均没有展示出自己的潜力”。作为补充材料，西蒙斯还散发一本小册子，其中有从靠自身努力取得成功的人士的传记中摘引的片段。在小册子的扉页上有一句莱翁·巴蒂斯塔·阿尔贝蒂（Leon Battista Alberti（1404—1472），意大利艺术理论家、建筑师，一生致力于理论研究，著有《论绘画》、《论建筑》、《论雕塑》等，首次提出空间表现应基于透视几何原理的观点。——译者）的名言：“只要愿意，人可以成就一切。”

    看着这一切有些令人不快，我曾几次扭过头去呆呆地眺望窗外的餐厅。听到其中一个人按照西蒙斯的指导不断地重复“我的业绩由我写”，我觉得特别难受。我退入洗手间，好让自己放松一下。我试图分析自己为何感到不愉快，却开始怀疑自己的立场是否正确。我意识到，西蒙斯的话之所以使我心神不宁，是因为它反映出现代世界关于成功的真相，令人困惑却又最终必须面对。在从前等级制度较为森严的社会里，个人的命运主要由出生的偶然性决定，成功与否并不取决于你能流利地宣称“我能移动大山”。

    在精英化、社会各阶层快速交换位置的现代世界上，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很可能由他的自信心、想象力和能力决定，这些因素使别人信服他获得的酬劳是理应得到的。然而，这一取得成功的途径却与斯多葛主义和顺应天命的哲学不甚合拍。出于对《渴望成功》一类书籍的深深蔑视，人们可能听任自己生活中的机遇逝去。他们坚信，人并非是那些励志口号能够左右的。没有才能不会使人毁灭，某种悲情的自鸣得意却会令他遭遇灭顶之灾。

    午饭后，西蒙斯把那些经理带回讲堂。让他们互相交流对未来的憧憬。这个主意基于一种考虑，即当众吐露自己的想法会促使他们将这种想法视为一种承诺，即使信心发生动摇也难以违背自己的诺言。一位已在这家公司工作了20年、40出头的雇员说她的抱负是在自己出生的那个村庄里开一家茶馆。她十分热衷此事，计划十分具体（茶馆的墙上将要挂上秀兰·邓波儿（Shirley Temple（1928—），美国电影演员，5岁即登台演出。——译者）小时候的照片），众人听了不由得为之动容。“我能移动大山”，说完她便在大家的掌声中回到座位上去。

    我感觉到眼眶里充满了泪水。我想到，不论我们对于自己究竟能做什么存有何种过于理性的想法，我们仍保留着某些令人羞愧的朴素需求，其中包括对获得别人支持和关爱的异常强烈、始终如一的渴求。西蒙斯旨在激发动机的培训针对的正是人性中这古老的一面，这既不要求说话人有口才，也不需要复杂的逻辑推理，大家反倒会包容笨拙的言辞，只要这些话能像良药一样带给人必要的希望。

    下午快结束时，西蒙斯组织大家讨论他称之为“绝望的声音”的因素，即会导致失败机遇增加的主观态度。许多参加研讨的人回忆说，这类声音可以追溯到一位拒不帮助子女的家长或总挑毛病的教师那里。总之，那是一个多年前使他们受到批评、不受重视的人。这些成年男女一个接一个地站起来讲述往事，回忆在个儿还只有门把手那么高的时候，自己形象便受到严重伤害，如数学老师斥责他们代数不好，或父亲说妹妹擅长艺术，而他们却应当继续从事体育活动。

    他们的回忆揭示，正如是否用正确的方法为摩天大楼浇筑地基一样，少年时代人的性格如何形成是敏感而又重要的课题。在一个人的早年生活中，即使是最轻微的玷污也具有暴虐的力量，会使这个由动物进化而来的人终生郁郁寡欢。谁若继续否认儿童受到的、几乎觉察不到的轻微虐待具有重大意义，他无非是要表明一种同样粗野并且鲁莽的常识，这种常识一度曾使我们的祖先对像针头那么小的一滴唾液里会生长致命微生物的想法嗤之以鼻。

    从这一角度看，在现代教育理论中，对教养和自尊的培养予以重视，这恰恰表明我们的社会已经摆脱神经错乱或软弱。相反，对此的强调与对当代人劳作生活的要求完全一致，正如古代人最需要的是灌输关于禁欲主义和勇敢行为的说教一样，与其说这是出于善意，倒不如说是出于实际需要。同各个时代养育后代的方法一样， 人们刻意要确保下一代获得最佳机遇，在充满敌意的环境中生存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