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成长 告慰童年
转自10.02.27新京报 文：潘飞

　　《小玩意———玩具与美国人童年世界的变迁》
作者:（美）克罗斯

译者:郭圣莉
版本: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0年1月
定价:30.00元

　三岁的奥斯卡无意中发现母亲和表舅布朗斯基偷情，又目睹纳粹势力的猖獗，便决定不再长个儿，宁愿成为侏儒。从此在他的视角里，社会和周围的人都是怪异和疯狂的。他整天敲打一只铁皮鼓，以发泄对畸形的社会和人世间的愤慨。德国著名作家君特·格拉斯在其名作《铁皮鼓》里为那只小玩意赋予了无比深绵的，关于社会和个人的双重涵义———在扭曲黑暗的时代背景下，一只铁皮鼓既是一个寂寞小人儿的玩伴，也是他发泄愤懑、寄托情感的介质。正如美国当代商业人类学专家加里·克罗斯在《小玩意———玩具与美国人童年世界的变迁》中所言，迷恋玩具是每一个黄口小儿们的天性使然，在他们短暂的童年时代，玩具无疑是除了父母兄弟姊妹之外最好的伙伴和工具。

　彭羚的同名歌曲可能会加剧人们对于这本书的喜爱，不过，歌里唱的是情人间传情达意的“绕指柔”，而非常明显，加里·克罗斯只是出于一种单纯的目的：记录成长，告慰童年。从19世纪末，即美国现代育儿观和玩具业的起始阶段发端，这本书廓清了美国一代又一代人的文化观、消费观、童年生活以及育儿历史的变迁。因此，放在一个宽泛的视野中，玩具就不只是用来逗乐孩子们的小玩意儿，它无形中扮演着一个 “媒介”的重要角色———孩子们虽然是玩具的主要使用者和消费者，然而，有时候他们何尝不像一个可怜的牵线木偶，望子成龙之心殷殷切切的父母，以及比他们父母还居心叵测的玩具制造商、育儿专家、广告商们围绕四周，操纵着他们。

　在消费者购买玩具时，孩子们处于被动的位置，父母们多半按照他们自己的喜好和对于下一代的成长期待，为孩子购买也许他们并不喜欢的玩具。从这个意义上说，玩具除了要刺激孩子们的无限想象力，更是成年人用来导引孩子怎样做一个成年人的训练工具，以求让他们提前适应成人世界和社会生活。

　比如1892年盛行一时的铸铁马车既给学龄前儿童带来了快乐，也承担着 “教育”他们的功能。在人类学家看来，这些玩具都极其仿真地效仿了成人世界，让孩子感到其中的权利和责任所在。逐渐熟悉自己的性别角色和社会角色，却免除了受到真实世界里的重重杀机的威胁。成年人把他们对于现实的期待通过玩具让渡给了孩子，却不管不顾孩子们的意愿，也没有过滤掉其中的危险。范晓萱的《鬼娃娃》唱出了被玩具包裹却依然孤独的孩子们的心声：“我已习惯了大人的咒骂，你们还大哭大闹，让我害怕；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这样，难道就不能够，开开心心玩一场。”

　正如虎娃福娃之于中国人、套娃之于俄罗斯人、巫毒娃娃之于巴西人，玩具承担的文化意蕴也是极其耐人寻味的。作为社会变革的最好见证人，玩具展示了技术和理念的更新。随着飞机、蒸汽机的诞生，微型玩具立即被设计制造出来，打开了通往现代动力世界的大门，让孩子们体验亲身参与到现代科技中的英雄感，提前预设了自己的职业规划。在战争期间，玩具制造商和广告商们大肆制造玩具手枪、气枪、玩具士兵、上校剑等小玩意，并且在父母和孩子们面前大放厥词：在进步的庆典中，男孩们要学会“最新的东西”，更新自己的设备，这样才能负责任地担当起他们未来的社会角色。在加里·克罗斯的理解中，孩子们会用这些玩具枪重演战斗和战争，是生产商们无法用亲子关系、爱国主义等借口掩盖的潜在危险，因此，在这一背景下，玩具是与成年人和精英的价值观而不是与孩子自我想象的战斗相联系。同样，秀兰·邓波儿、《星球大战》虚拟人物以及童话寓言中的仙子们也随之附体在以它们为原型的玩具实体之上，其实是各怀鬼胎的商人们打着文化的旗号，而行牟利之实。

　《小玩意》讲述了美国百年玩具业的兴衰发展，展示了一个“由幻想诱惑和各种任务角色组成，由媒体传播，由玩具体现”的休闲世界，而这其中，又不可避免地充斥着大众消费时代无处不在的文化情感、宗教信仰、影视明星、广告传媒等元素。文字和结构略显晦涩，因此，必须有足够的心理准备：阅读它绝对不比摆弄一只可人的芭比娃娃来得轻松和愉快。

　在《童年的消逝》的最后一章，波兹曼问道：“有没有一种传播技术具备某种潜能，足以保持童年存在的需要？”究竟是我们驾驭了玩具，还是我们被玩具所捉弄左右？不得而知。新的一年已经开启，在天增岁月人增寿的喜庆时分，看《小玩意》却有种格外的温暖和残忍，谁让我们是失去童年的那么一些人，也是赐予我们玩具的那些人手上的一个玩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