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对“戏曲”情有独钟，他曾坦言：“我是看着戏长大的……戏曲创作始终是我的梦想。”2024年7月，继《鳄鱼》《我们的荆轲》《霸王别姬》之后，莫言推出新作《锦衣》《酒香》。

　　2012年，莫言作为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在瑞典斯德哥尔摩领奖，在全世界聚光灯的照射下，莫言的文学创作此后却似乎进入了一段“静默期”。直到2017年，蛰伏五年的莫言以一部原创戏曲剧本《锦衣》高调回归，这也标志着他文学创作重大转型的开端。故事以清朝末年革命烽烟正起的山东高密为背景，融合“人鸡幻化”的志怪传说和革命党人攻打县衙的历史传奇，揭露近代中国社会种种病症，重新发现野性、丰盈的民间世界。自此，莫言的文学创作开始更多地向戏剧倾斜，一个从“小说家”转型而来的“剧作家莫言”逐渐走入大众视野。

　　为什么是《锦衣》？获“诺奖”后正式发表的首部作品为何是一部戏曲剧本？其实，莫言的文学始终受到民间文化的浸润滋养。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中着重提到，莫言的创造性成就在于“将迷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以及当代社会现实相融合”。而以茂腔为代表的地方曲艺作为高密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莫言的思考与创作提供了丰厚的精神养料。《锦衣》是他获奖后探索文学边界的一次全新尝试，更是他“对民间艺术的致敬，也是对民间文学的报答”。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那儿没有电视，电影也非常少，主要的文化活动除了读书之外，就是每个乡村里都有的业余剧团的演出。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讲，能够接触到的音乐就是茂腔。观看表演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小时候的莫言，不仅看戏、听戏，甚至还演戏，曾上场客串一些小角色，跑过龙套。茂腔之于莫言，不仅是一种地方曲艺形式，更是他文学创作的重要灵感来源。长篇小说《檀香刑》就是他将茂腔这一地方戏曲元素巧妙融入文学创作的一次大胆尝试；《锦衣》则是莫言首次以戏曲作为完全的载体，从文化、制度、伦理层面，揭示了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深层次原因。

　　《锦衣》中的另一条文学根脉，同样深植于莫言的故土。他在诺贝尔文学奖受奖演讲中谈道：“二百多年前，我的故乡曾出了一个讲故事的伟大天才——蒲松龄。我们村里的许多人，包括我，都是他的传人。”从小听的神鬼故事、历史传奇、逸闻趣事，许多都成了莫言日后的创作素材。《锦衣》中“公鸡化人”这一情节的灵感，便源于小时候母亲给他讲的故事：一只成精的公鸡，夜夜化身美男子，身披金光闪闪的锦衣与一位小姐相会。通过改编，莫言让一个鬼怪奇情故事成为革命党人举义攻打县衙的障眼法，宏大的革命叙事由此在民间话语中落地扎根。历经数十年，从幼时听母亲讲故事到单行本正式出版，《锦衣》可说是莫言回归初心的圆梦之书，见证了他一路从听故事的孩子成为“讲故事的人”。

　　《酒香》收录《高粱酒》和《檀香刑》两部戏曲剧本。《高粱酒》以莫言最负盛名的“红高粱”故事为底本，以通俗晓畅的戏曲语言为载体，创造性地重写了属于“我爷爷”和“我奶奶”的悲情年代，为这片人们所熟悉的高密红土注入了全新的生机。《檀香刑》则是莫言与李云涛合作，根据莫言同名小说改编而来的民族歌剧剧本。这部民族歌剧大戏，历时六年精心锤炼，曾获山东省第十一届文化艺术节“优秀剧目奖”。故事讲述高密东北乡的民间艺人孙丙，组织乡民反抗德国殖民者而被施以“檀香刑”的民族悲剧。剧作将传统山东茂腔、琴书和歌剧艺术熔于一炉，展现出高度的语言魅力。

　　时隔数十年，为什么还要重写自己的小说经典？用莫言的话说，虽有众多的改编版本在前，但关于这些经典故事，他仍希望能亲自解决一些问题。正因如此，三十年后的今天，莫言选择用舞台、追光和韵律，再次讲述那些小说未尽的故事。在《高粱酒》中，新颖的人物设计和剧情走向令“红高粱”的故事焕发出全新生机，那些在原作中如影子一般的小人物，如刘罗汉、单扁郎，一跃成为有个性、有悲喜的耀眼主角。《檀香刑》更在小说的基础上，将国宝级非遗山东茂腔之美发挥至极致，与山东琴书、歌剧艺术中西结合、相融相生。人性欲望与民族大义借由凝练的戏曲语言相碰撞，传统艺术与现代精神通过“檀香刑”的经典故事相交汇，爆发出辉煌的艺术之美。

　　《锦衣》和《酒香》在莫言文学创作的版图中无疑有着极为特殊的坐标，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我读着读着就忍不住跟着唱起来”的两部新作。如果说，笔名“莫言”最初是一种“少说话”的自我告诫，那这两部“唱”着写出来的新书，就是莫言出道几十年，以高度凝练、富含节奏韵律的语言艺术，重回创作的初心与起点——依韵律写作，用耳朵阅读，向民间戏曲艺术致敬。

　　《锦衣》《酒香》,莫言/著，浙江文艺出版社·可以文化2024年版

-----2024年08月03日《西安晚报》第6版文化周刊 长安悦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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