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案焚香暖吹轻，广庭清晓席群英。无哗战士衔枚勇，下笔春蚕食叶声。乡里献贤先德行，朝廷列爵待公卿。自惭衰病心神耗，赖有群公鉴裁精。”

　　欧阳修的这首《礼部贡院阅进士就试》，描写了他主持礼部考试时的情景，贡院考场幽雅寂静，考生们奋笔疾书，看到英才济济，他由衷地感到高兴，同时表达了惜才爱才的真挚感情和为朝廷选出栋梁之材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欧阳修主持的科举考试，388人金榜题名，后来从中涌现出三文豪、二理学、一名将、九宰执，可谓人才云集，被称为“最牛”的一次科考。

　　欧阳修贡举革新

　　宋初文风，沿五代余习，刻意雕琢，追求华丽辞藻，讲究骈偶。当时，士子喜欢创作险怪、奇涩之文，堆砌辞藻、典故，没有核心思想，表现出了文化贵族的倾向。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提倡平实文风，大力反对浮靡时文，以文章负一代盛名，名列“唐宋八大家”和“千古文章四大家”之中。

　　庆历三年（1043年），在杜衍、范仲淹主持庆历新政的背景下，欧阳修上书《论更改贡举事件札子》，提出按先策、次论、最后诗赋考试的顺序，递次淘汰。虽然欧阳修等人的改革提议最终淹没于党派之争中，但是朝廷对贡试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对策论在科举考试中的地位有所加强。嘉祐二年（1057年）正月，欧阳修知礼部贡举，以翰林学士的身份主持省试，副考官为韩绛、王珪、范镇和梅挚，梅尧臣为点检试卷官，他们都是怀揣着改革科举愿望的同道。欧阳修大举改革，将以往一次考试定输赢的做法，改为四场考试取综合得分。这场考试，录取了大量文风平易近人的举子。

　　贡举改革，适应了宋朝当时尊儒重德的社会风气和政治需求。在欧阳修的努力下，科举考场纪律严明，而审卷官也能秉公改卷。但这次革新得罪了一些权贵，当时有很多擅长写“太学体”的名人都没有考中，他们落榜后奋而揭榜，聚众闹事，甚至在欧阳修上朝路上对其围堵谩骂。最为过分的是，有人将祭文绑在石头上，扔到欧阳修的院子里诅咒他。面对威胁和压迫，欧阳修没有屈服，继续和同道之士并肩战斗，为扭转文坛积弊而顶住逆流。宋仁宗十分信任欧阳修，觉得选上来的都是人才，决定中了省试的举子朝廷全部录用。

　　三文豪：苏轼、苏辙、曾巩

　　这次科举考试，有三位后来成为北宋时期的散文大家，被后人列入“唐宋八大家”之中，他们是苏轼、苏辙、曾巩。

　　嘉祐元年（1056年）初，苏洵带着21岁的苏轼、19岁的苏辙，自偏僻的西蜀地区沿江东下，于五月到达汴梁城，寄宿于僧庙，等待秋季的考试。因为苏轼兄弟没有参加老家的解试，必须通过汴京的解试才能获得参加省试的资格。在由眉州来京的45个考生中，最后获得省试资格的有13人，苏轼、苏辙二兄弟名列其中。苏家兄弟忙着备考，苏洵则四处奔走，结交社会知名人士。苏洵谒见翰林学士欧阳修，呈上自己的著作。欧阳修很赞赏他的《衡论》《权书》等文章，于是向朝廷推荐苏洵。公卿士大夫争相传诵苏洵的文章。苏洵虽没有中进士，却扬名天下，成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氏兄弟二人以优等高中进士，成为北宋著名文学家，与父亲一起被称为“三苏”。

　　曾巩，幼年能文，语已惊人，未冠而名闻天下。曾巩18岁随父赴京，以文相识王安石，结成挚友。20岁入太学，上书欧阳修并献《时务策》。欧阳修对曾巩的才华欣赏有加，悉心指导和提携，有师生之谊。曾巩还与杜衍、范仲淹等人有书信来往，投献文章，议论时政，陈述为人处世的态度，名闻天下。但因其擅长策论，轻于应举时文，之前屡试不第。

　　关于这次科举考试，欧阳修还闹出一段“乌龙”佳话。考试的文章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的文章全文600余字，简短精练。他以忠厚立论，扣紧主题，从赏善惩恶两个方面加以说明。梅尧臣阅读此卷时，被清新洒脱的文风、酣畅淋漓的论辩所吸引，认为有“孟轲之风”，评了满分后推荐给欧阳修，说此文可评第一。欧阳修看后，不禁击掌赞叹，认为梅尧臣的评判是恰当的。可是作为主考官的欧阳修心想，世上能写出此文者非曾巩莫属，选自己的弟子当第一，难免会引起风言风语，甚至遭到言官的弹劾，于是忍痛割爱，将此文改评为第二。然而，当拿来原卷，拆开弥封对照后，欧阳修却大吃一惊，此文竟不是曾巩所作，而是苏轼所为。欧阳修在给梅尧臣的信中对苏轼大为称赞，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其惜才、爱才之情溢于言表。

　　二理学：程颢、张载

　　程颢，河南洛阳人，嘉祐二年举进士后，曾任鄠县主簿、太子中允、监察御史等职。宋神宗年间，程颢任御史，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不受重用，遂潜心于学术，与弟程颐开创“洛学”，奠定了理学基础。他先后在嵩阳、扶沟等地设学庠，并潜心教育研究，论著颇巨，形成一套教育思想体系。程颢认为，教育最高目的要使受教育者循天理，仁民而爱物，谨守封建伦常；且强调教育必须以儒家经典为教材，以儒家伦理为教育之基本内容。程颢的教育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为北宋理学的奠基者、“洛学”代表人物。

　　张载也是北宋理学创始人之一，陕西眉县人；嘉祐二年中进士，曾任祁州司法参军、崇文院校书等职。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同，在弟张戬上书批评王安石而被贬官之后，辞职归乡，创建横渠书院，边授徒边著书，渐渐创立了代表自己思想体系的“关学”学派。张载认为，生在世上就要尊顺天意，立天、立地、立人，做到诚意、正心、格物、致知、明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努力达到圣贤境界。关于其讲学的主旨，集中体现在横渠四句中：“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一生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于著书立说、教书育人。他继承和发挥了孔子教育思想，在关中兴教，使“关学”大盛，学者辈出，关中民风为之一变。

　　程颢的洛学、张载的关学、朱熹的闽学，共同构成了宋代理学的主流。

　　一名将

　　王韶，江西德安县人，嘉祐二年及第后初任新安县簿，继为建昌军司理参军。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上《平戎策》三篇，正确分析了熙河地区吐蕃势力的状况，提出“收复河湟，招抚羌族，孤立西夏”的方略，与宋神宗、王安石等变法派“改易更革”的政治主张一致，因此得到朝廷的高度重视和采纳，王韶被任命为秦凤路经略司机宜文字之职，主持开拓熙河之事务。以一介书生的身份出掌边疆军事，担负起了收复河湟的任务。

　　王韶足智多谋，富于韬略，在开拓熙河的过程中，采取招抚、征讨、屯田、兴商、办学相结合的战略方针，取得了“凿空开边”的重大胜利。在此期间，他“用兵有机略”“每战必捷”。熙河之役，拓边二千余里，收复熙、河、洮、岷、叠、宕六州，并生擒青海东部吐蕃首领木征。熙河之役的胜利，是北宋王朝在结束了十国割据局面之后，取得的最大一次军事胜利。对于饱受外患的北宋是极大的鼓舞，使宋对西夏形成了包围之势。

　　王韶因战功赫赫一路升迁，累进观文殿学士、礼部侍郎、枢密副使等职，以“奇计、奇捷、奇赏”著称，人们戏称之“三奇副使”。

　　九宰执

　　嘉祐二年的进士榜上，后来有林希、章惇、吕惠卿、曾布、张璪、梁焘、郑雍、蒋之奇、苏辙等9人官至宰执。

　　福建人林希，省试名列第一，有望在殿试中夺魁，但其文章《民监赋》开头第一句便是“天监不远，民心可知”，宋仁宗认为是在批评自己，很不高兴。而章衡的文章破题就喜气洋洋，仁宗当即钦点章衡为状元。林希尽管痛失状元，但走入仕途后得到章惇的赏识，被举荐为中书舍人，参与修撰《神宗实录》。后又迁礼部、吏部尚书，翰林学士，同知枢密院事，相当于宰相。再后来，不幸被陷害罢官到杭州任知府。在杭州任上题“苏公堤”三字，苏堤由此得名而流传千古。

　　章惇为章衡族叔，才智出众，嘉祐二年进士及第，但他耻于在其族侄章衡之下，拒不受敕。嘉祐四年，章惇再次参加科举考试，名列第一甲第五名，开封府试第一名。章惇最高官居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为北宋中后期的政治家、改革家，是熙宁变法的主要推动者；他还主持重修神宗实录；后征战西夏，为宋廷的开疆扩土作出了贡献。

　　吕惠卿中进士后，因和王安石政治理念相合而得到器重，并深得宋神宗的信任，成为王安石变法中的二号人物。王安石第一次被罢相后，吕惠卿出任参知政事（副宰相），为继续推动变法做出了许多贡献。

　　曾巩的弟弟曾布、苏轼的弟弟苏辙，文名都比哥哥略逊一筹，但后来的官职都位列宰执。

　　嘉祐二年的科举考试，人才喷出，群星璀璨，有 24人在《宋史》中列传，在文学、政治、经济、经学方面都有领军人物，对北宋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影响巨大，被誉为“千年科举第一榜”！

------2024年06月01日《西安晚报》第6版文化周刊之文化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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