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写者，有改变文体的，如将小说改为剧本；有改变读者对象的，如将成人版改为儿童版，将学术版改为普及版等。但“改写”是一个摇摆词，其性质常常位于原创与剽窃之间。在我的编辑生涯中，就遇到过一件充满争议的改写事件。

那是在本世纪初，我曾经出版 尹宣先生译著《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此书翻译难度极大，尹先生投入大量精力。他说：“有些句子的结构，有如九曲连环，有的关键词，不仅有前置的限定词、后置的限定短语、又是还拖上不止一个后续的限定分句或条件分句。” 二零零三年，一部经典的学术译著诞生了。尹宣先生骄傲地说：“麦迪逊的作品是经典，是精品，我译时，认定它难以畅销，但必定长销，只要能在智者之间渐行渐远，哪怕藏之名山，也会存之久远。”

翌年，一位大大的“知音”出现了。他是易中天先生。易先生大为赞扬《辩论》的价值，立即产生将这部学术著作改写为通俗读物的念头。一年后，易先生以《辩论》为底本的“改写作品”诞生了，题为《艰难的一跃——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

在此，易先生并未避讳改写的事实。在《艰难的一跃》后记中，他首先大肆赞扬《辩论》：“2003年 1月，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由尹宣先生翻译的美国‘宪法之父’詹姆斯·麦迪逊所著《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一书。麦迪逊的这部《辩论》记录了1787年5月25日至9月17日制宪会议的全过程，自始至终，一天不缺；尹宣先生的译笔又好，且注释极为详尽，因此读来不仅欢快流畅，而且惊心动魄，受益良多。” 接着，易先生坦率地说出自己的“改写”欲望：“所以我实在忍不住要把这个故事重讲一遍，以便有更多的人来分享这种感受。重讲的原因，是因为尹宣先生翻译的这部《辩论》，不但是研究美国宪法和历史的重要文献，而且是一部标准的学术著作，阅读起来并非没有一定难度；……我一贯认为，学术是一种好东西，好东西就应该有更多的人分享；而要让更多的人分享，就只能换一种表述方式。这就是我写作本书的初衷。我想把这段过程，写得像侦探小说或者电视连续剧一样好看。当然，为了忠实于历史，我不能不大量引述《辩论》中的材料，……即制宪代表所有的发言，均引自尹译本《辩论》一书。……我希望这并不至于侵犯尹宣先生的著作权。”

不过赞扬归赞扬，希望归希望。重要的是易中天先生在改写之前，并没有通告尹宣先生，自然也未征得尹宣先生的同意。那时易中天先生还未在央视上“品三国”，所以没像后来那样有名，尹宣也没发现此事。直到二零零七年，尹先生才从朋友那里知道此事，一时大为不悦。他在中华读书报上著文《易中天先生，如此著书当否？》：“不少朋友劝我将《辩论》做个缩写本，把译文和注释中的重要内容，浓缩拉顺，讲个好故事。……没想到易中天先生是个快手，招呼也不打，捷足先登，就著起《美国宪法的诞生》来。”

更让尹宣先生不悦的是易中天的改法，他将一些时髦语言引入书中：“老革命遇到新问题”、“费城不是梁山泊”、“摸石头过河”、“婆婆媳妇论”、“半路里杀出个程咬金”、“连环扣与防火墙”和“防官如防贼”等。对此，一贯谈吐讲究的尹先生如何受得了。他说：“议论部分，往往信口一开，各种各样的时髦新论，便从嘴里流淌出来，令人叹为观止。”他引韩愈的话：“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担心的就是根底不足的人，随意改编，弄得不好，通俗很容易流为庸俗，要是抵不住哗众取宠的诱惑，搞些不三不四的类比，发些似是而非的议论，可能堕为媚俗。精品可能变成赝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