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俞晓群的名子，乃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万象》杂志提供的机缘。《万象》的品位及格调勿庸多言，但见“主编”名下赫然印着“俞晓群”三字，便自忖能将柯灵、陈原、李欧梵们拉来顾而问之，复把黄裳、舒芜、董桥、陈巨来等大手笔拢来为他写文章，此人决非等闲之辈，也因此开始关注此君，关注“辽教”，并因了关注，我如有了标向般的集齐了已出版的全套《万象》，集齐了“书趣文丛”六辑六十册以及“新世纪万有文库”的“近世文化书系”的全部。到得此时，影影绰绰的“俞晓群”才渐次清晰起来，我想象中的他不仅神通广大，而且识见高深，出手不凡。数年前他的《人书情未了》出版，我有幸寓目并进一步了解到，俞先生热爱并眷恋着自己的事业，常常仰望鸿鹄而又踌躇满志，乃是真正的懂书爱书之人，其编书，出书，藏书，读书，写书，果真是“为书籍的一生”，而这些都足以令我敬仰不止；只是，他说“人书情未了”，我却是约略感到其中一点隐情。是险途趑趄抑或某种迫不得已么？他似乎难于启齿，欲说还休。但是后来他果真从我的视野中消失了，这又不免使我万分沮丧而失望。
    然而夏季的酷热，终于未能阻断我的人缘书缘。消失多年的“俞晓群”犹如空降般“华丽转身”----其新著《这一代的书香：三十年书业的人和事》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于我无疑是少有的欣慰。我几乎抢一般地从网上购得此书，并用了整整一个夜晚把它读完。除了像《人书情未了》那样以漂亮的随笔述说他的爱书、藏书、读书、写书之外，此书还记载着他对书业的经年研究和思考，并用我素昔喜欢的“轻性论文”出之，故而我将其目为他的学术史或心灵史，我藉此得以明白他有着怎样的梦想，而又终于在万般无奈的情势下，是怎样与他的事业“生离死别”的。尽管在世俗看来，他的升迁未必十分糟糕，然而他究竟不能释怀。俞先生在《后记》中写道：“集团的工作性质与出版社大有不同，它真的使我远离了书稿，远离了作者，远离了读者，也远离了那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但在此刻，我已经没有‘重归书林’的退路。许多时候，我坐在静悄悄的办公室里，内心中经常会涌出极大的恐惧感和孤独感，眼前也会浮现出一些可怕的景象，一个孱弱的文化生命，在渐渐地衰竭、老去；一片贫瘠的心灵之田园，在默默地接受着沙漠化的现实”。实在的，我并非业界中人，自无法体会真实况味，但却仍然为俞先生的这番夫子自道所动容。
    其实，俞晓群又何尝离开了书人书事呢。不特未曾离开，他又何尝不在书市商海中做着他的美妙的梦呢。与其说是离去，倒不如说是去追逐了一场蓝色梦境的罢。开篇《那一缕书香，怎消得独孤寂寞》便幽幽地忆念“书趣文丛”时期共同编织“书之梦”的人情物事，从施蛰存、董乐山、唐振常、金克木、邓云乡等人的归入道山，谈到沈昌文的朝气和疲惫，复及吴彬的风格转变和扬之水的离散，末了谈到自己的处境：“即使在花拥锦簇的环境里，还是忘不掉那段如诗如梦的‘书趣情结’”，“内心繁衍着对于旧日书香的眷恋，不时盘算起今昔行为的价值判断!”此处除却足征我上述判断之外，是否也是回归的暗号呢。《那一场追逐，把我的梦境染成蓝色》径直以“梦”入题，说的是追逐出版钱钟书著作失败之事，但此处却恰恰应了“不以成败论英雄”这句老话，因为自此之后他的梦被染成了蓝色；这个悠长蓝色的“梦”究竟为何，他却于《“新世纪万有文库”十年祭》中直指为“文化大梦”，他说：“一个‘文化大梦’真的需要一代代有志于人类文明建设的人们辛勤耕作。无论风刀霜剑，无论长河飞泻、碧水千叠，都丝毫撼不动他们的意志。”在书中数篇文章中，他又将此诠释为“热衷于人类文化的传承”，“希望走商务的路”，表示“本人很想做沈公（昌文）那样的出版人，像他那样生活，那样工作。尤其是我很希望向商务、三联等老牌出版社学习，尽快地走上现代出版职业化的道路。”凡此等等，均可见俞先生执着的追梦情怀。在《两支笔》一篇中，他一面警觉着，“且不论‘为人作嫁’的辛酸，出版职业的基本特征，往往会使编辑队伍出现博而不专甚至疏远高雅文化的倾向。如果再染上满身铜臭气，编辑的职业形象，就会陷入更为不堪的境地”；一面又醉心倾慕着鲁迅、巴金、叶圣陶、周振甫、钟叔河等手握“两支笔”的出版家和作家，由此却是更可窥见俞先生的怀抱了。至于《唐.吉珂德精神万岁！》则简直可以看做他的梦的宣言了，而他于《沈公啊，沈公》中透露出来的“心里一直潜藏着回归的愿望”，或许也让我等看到了希望？于是我想，倘目前的出版界多些这样的人，少些颟顸的文人，则于事业可算得幸事，便是于读书人，又何尝不算福气呢，出版社、编辑和读书人岂不是拥有一个共同的梦想么？
      俞晓群作为出版社主编，他也算有福气的人。他近距离接触了那么多顶天立地的文化大家，对其行迹，书中自然也会有所披露，倘有人对此感到兴趣的话，读此书也算是“精神美餐”了。（2010年9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