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第二例艾滋病自愈者出现”的报道引发舆论热议。要知道这是第二次报道艾滋病自愈病例，这与过往相关研究机构报道的第一例自愈病例具有诸多相似之处。据悉在这例新发现的“埃斯佩兰萨患者”（30岁，女性；在当地的语言中：“埃斯佩兰”是“希望”的意思）体内超过11.9亿个血细胞和5亿个组织细胞中，科学家并没有检测到完整的HIV基因组，也就是她自愈了。

可有必要强调的是，全球3800万感染者中也仅出现2例自愈者。换言之，也只能说明艾滋病存在自限性，但离所谓可治愈还任重道远。所以回到舆论层面惊呼的情绪上，主要还是在于非患者的反应。

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一书中已经诠释得很清楚，她强调：“疾病本身一直被当作死亡、人类的软弱和脆弱的一个隐喻。”与此同时，苏珊·桑塔格还提到：“从词源上说，患者意味着受难者，并且令人深为恐惧的倒不是受难，而是这种受难使人丢脸。”

实际上，绝大多数艾滋病患者之所以面临的精神困苦远比死亡恐惧更多，就在于人们在谈论艾滋病时，更多基于感染场景的道德化和感染后期的惨烈化进行叙事，而对于具象的痛苦，反倒被消解殆尽。

甚至正因为艾滋病的出现，以前那种把癌症当作绝症病的沮丧，似乎也开始变得无足轻重了。只是我们很清楚，到现在为止癌症也依然是危险人类生命的头号病症之一，只不过因为癌症的发病机理跟艾滋病的传染机理完全不同，就导致人们看待它们的视角也变了。

因为对于染上艾滋病来讲，绝大多数人会认为是咎由自取。这主要因为艾滋病的性传播途径，比别的传播途径蒙受着更严厉的指责。尤其是当艾滋病不仅被认为是性放纵带来的疾病，而且还是性倒错带来的疾病时，人们很容易将被感染的事实跟道德报应关联起来，认为这是对不道德行为的惩罚。

就此而言，我们再去理解“全球第二例艾滋病自愈者出现”时舆论层面的惊呼，可能就更为容易。虽然就直接的观感来讲都是正面的，但是这种气氛越浓就越说明“谈艾色变”依然根深蒂固。

普遍而言，人们只有在“艾滋病日”（世界卫生组织于1988年将每年的12月1日定为世界艾滋病日）才好像觉得该去同情和理解艾滋病患者，顺接着才去主动了解艾滋病的传染机理以及学习如何预防艾滋病的常识。

而绝大多数时候，人们对于艾滋病都是相对绝缘的。因为就艾滋病患者群体来讲在现实生活中的区域平均占比很小，也就是只有自己的亲友中存在艾滋病患者时，才可能主动去了解关于艾滋病的一切。而对于非患者中的大多数人，对艾滋病的认识主要还停留在“谈艾色变”层面。

另外对于艾滋病患者而言，可能类似的报道越强势反倒越容易触发绝望感。因为报道的初衷更多在于“人类自身对抗疾病”的可能性，而非是我们已经可以真正去消除艾滋病。毫不夸张地讲，这只是给人类带来希望的“喜报”，并不是“喜报”本身。

就如弗里德里希·黑贝尔所说：“人类更应该关心自身天性的历史，而非自身行为的历史。”因为对于艾滋病的残酷来讲，患者和非患者不只是陌路的问题，而且可能是难以共存的问题，起码从道德心理上来看，这么多年来没什么大的改善。

因为在看待艾滋病时，就连那些相关的医护人员也不能彻底摒除道德偏见，更何况是非医护背景下的寻常人。所以对于直面艾滋病来讲，行为层面的意义终归还是有限的，而更为紧迫的是，人们需要通过认识自身天性去感知同类的困苦。

与此同时，对于非艾滋病患者来讲，如果不能把艾滋病患者和自己看成是命运共同体，那么对于“全球第二例艾滋病自愈者出现”这则“喜报”也就不再值得骄傲，但是我们很清楚，相关研究机构之所以会释出这则“喜报”，更在于为消解“谈艾色变”去努力，而对于能不能消除艾滋病又是另外一回事儿。

所以回到“全球第二例艾滋病自愈者出现”这则“喜报”上，它最为直接的意义在于“艾滋病日”又快到了。在一定程度上，也算是为这个存在感并不怎么强的节日进行预热。简而言之，就算它不能直接消除艾滋病患者的困苦，但是也算给他（她）们注入希望之光。

就如道德哲学家阿拉斯代尔·麦金泰尔在其著作《追寻美德》中说：“人类通过有意无意地提及他（她）们所听过的故事来引发他（她）们辨别事物重要性以及应该如何行动的感觉。”循此再去审视“全球第二例艾滋病自愈者出现”这则“喜报”，称之为“叙事的胜利”也是毫不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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