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得知奶奶去世男生朝家乡磕头”的视频引发舆论层面的围观。当事人称，自己是被奶奶带大的，跟奶奶的感情很深，但是因疫情封校，只能在操场上朝着家乡的方向给奶奶磕头，送奶奶最后一程。

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仅就“男生朝家乡磕头送奶奶最后一程的行为”来讲，虽然舆论层面也会略有微词，但是基于“亲人去世很痛苦”的出发点，绝大多数人还是能理解当事人的行为。但是对于把整个过程记录下来的操作，却受到诟病。

在这个事情上，主要的争议点是：男生到底是想通过朝家乡磕头送奶奶最后一程，还是想通过朝家乡磕头送奶奶最后一程的行为来证明自己跟奶奶感情很深。简而言之，男生是在实践情深，还是在证明情深？

有必要说明的是，如果“男生朝家乡磕头送奶奶最后一程的行为”并没有被拍下来，或拍下来并没有被公开发布，那么男生的行为基本上可归结为实践情深，也就是他确实是在“送别奶奶”。

但是“男生朝家乡磕头送奶奶最后一程的行为”走向公域后，就算男生自己觉得不存在“证明情深”的问题，但是却会呈现出“证明的既视感”。就此而言，我们再去理解“男生朝家乡磕头送奶奶最后一程的行为”被诟病，也就更为容易一些。

只是回到“得知奶奶去世男生朝家乡磕头”的事情上，我们除却要看到不同出发点之间的偏差，更要看到实践情深和证明情深之间的微妙变化。因为从根本上讲，生者对逝者情感表达的意义，本就在于生者的感受，起码从可感知的角度看，这是不争的事实。

不过在普遍意义上，实践情感和证明情感的界限本就比较模糊。一般来讲，只要不是情感的发起者主动宣扬自己的行为，那么基本上可归为实践情感。在这个事情上，外人的宣扬就是另外一回事儿。

不得不说，实践情感和证明情感的主要区别在于：情感发起者是否主动宣扬自己的行为。从某种意义而言，人们之所以对证明情感存异议，就在于证明情感的过程本就存在弹性空间，因此牵涉到情感的真挚性，更希望以低调而单纯的形式呈现。

而这种呈现只有经第三视角的验证和宣扬，才可以名正言顺地进入公域并免遭质疑。就着这个论断，很多人或许会强调“男生朝家乡磕头送奶奶最后一程的行为”也不是当事人自己拍下来的，但是就视频的拍摄视角来讲，就算不是他自己拍下来的，大概也是他“授意”（主动或被动）别人拍下的。

另外，撇开实践情感和证明情感之争不说，也有人对“男生朝家乡磕头送奶奶最后一程的行为”有微词，主要的质疑指向是“过分形式化”。事实上，这样的指摘并非只出现在这件事情上，但凡牵涉到风俗性秩序，都会被质疑“过分形式化”。

以传统的婚礼和葬俗来讲，一直以来也是饱受诟病。可事实上，只要传统的婚礼和葬俗符合既定的道德秩序，是应该得到绝对的尊重。因为就现实生活中的人，并非每个人都能过上以精神为内核的生活，这种情况下，既定的礼俗就成为最好的安放路径。

在这个意义上，显然“男生朝家乡磕头送奶奶最后一程的行为”是合理的。起码可以明确地讲，他并没有超出世俗的接纳范畴。至于当事人到底是否把情感很深理解到位，这本来也是无法量化的事情。

正如瓦尔特·本雅明在《单行道》一书中强调：“观念之于社会生活的庞大系统有如机油之于机器。”简而言之：“你不是站到涡轮机前把机油一股脑地灌进去，而是只取一点儿，把它喷注到那些极为隐蔽的铆钉和缝隙里去。”

但是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观念又好像总是存在排他（她）性，自己认可的观念总是打上绝对正确的标识，而自己不认可的观念，除却自己不认可，还总想办法去打击和消灭。这使得在观念的碰撞上，很容易走向“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境地。

所以回到“男生朝家乡磕头送奶奶最后一程的行为”上，舆论争议中的叙事和当事人自己的叙事本来就是错位的。舆论争议中的叙事更强调碎片之间的道德性逻辑，而当事人自己的叙事，他自己的实践是一回事儿，理解又是另一回事儿。甚至再过一些年后，当事人再想起这一幕时，可能又会是别样的理解，因为关乎生离死别的觉知，没有一个人是一成不变的。

原创文章，谢绝转载，首发微信公众号：姬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