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话节目《和陌生人说话》之《狱外来信》里，刺死霸凌者当事人陈泗翰首次全面讲述自己狱中的生活，其中既谈到迷茫和挣扎，也谈到难能可贵的温情救赎。事情的梗概是：2014年，15岁的贵州少年陈泗瀚因刺死校园霸凌者被判入狱8年，然而在他最消沉的时候，却得到狱外同学们不间断的来信鼓励（上百封信）；与此同时，陈泗翰在狱中学吉他、组乐队、练字、参加比赛、还获得刑法大专文凭，算真正做到了“把刑期当学期”；2020年8月，陈泗翰提前假释出狱，现在一边在律师事务所实习，一边准备专升本考试。

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与其说谈话节目的初衷是讲述过去，倒不如说是寄寓未来。毕竟对于陈泗翰来讲，已经是个“没有青春的人”，于此他必须拥抱未来，才有可能更好地直面“不完美的人生”。在这个事情上，陈泗翰显然“没得选”。

平心而论，只因一场不值一提的食堂“小摩擦”，就升级为不可挽回的悲剧性结果：一个少年离世，一个少年入狱。这确实让人感到难过，正如陈泗翰提起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时悲叹：“自己的处理让自己失去很多，也让别人失去了亲人。”

之所以要把陈泗翰“脱轨的原因”摆在台面上说，倒不是为强调霸凌者的不可原谅，而是对于一场悲剧的形成，终究也只能“结构性地复盘”，却无法“彻底性地预估”。于此在看待如今的陈泗翰，也只能基于他的救赎之路展开，而对于那场不堪回首的“打斗”只能归于命运的不幸。

甚至对于救赎之路而言，陈泗翰也强调：“如果没有他（她）们（父母、同学、老师、警官等等），这辈子就这么完了。”在这个事情上，虽然陈泗翰只是着重强调那些“狱外来信”的重要性，但是就温情者各自所蕴含的“不离不弃”却是相通的。

不得不说，关乎陈泗翰的救赎之路，除却在于他自己的主动觉知，也在于那些充满共通性的周遭暖意，毕竟他入狱时才15岁，就算已经对人生有既定的理解，但并不代表理解有多深刻。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来自外部的力量推动，陈泗翰想要振作起来显然不那么容易。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陈泗翰终归还是有幸运的一面，他除却没有被突如其来的厄运彻底击垮，还顺着可期的路径重新跃回人生正轨。然而就陈泗翰来讲，接下来的人生路依然不那么容易走，因为他既要安放过去的自己，又要立身当下的自己，于情于理依然会是挣扎的模样，即便他在接受采访时总是从容的笑着。

就如诺思罗普·弗莱在《培养想象》一书中所称：“你实际上生存的世界和你想要生存的世界之间存在着差异，你想要生存的世界是一个人的世界，而不是一个客观世界，它是一个家，而不是一种环境，它不是你所见的世界，而是你由所见而建造出的世界。”

就着这个语境，将“所见”换成“经历”或“遭遇”或许也是成立的。甚至可以确切地讲，陈泗翰的早年遭遇很可能会成为他未来最坚固的铠甲。之所以要强调这个理路，并不是说每个人都需要通过残酷的经历塑造自己坚强底色，而是如果一个人可以从残酷的经历里走出来，多半在面对未来时显得更从容。当然要是走不出来，便意味着永生的蜷缩。

毕竟没有哪个现实中的人，能承受得起牢狱之灾的折腾。但是对于任何人都或许需要明白一个普世的道理：不管境遇如何，都有义务像个潇洒的人一般活着，而潇洒则来自行动的意义，其中包括“自赋和他（她）赋”。

因为在实践世界中，行动比语言更加有力。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实践的世界是比设想的世界更高一层的存在，因为它对这个世界采取行动，而不仅只是观察世界。就陈泗翰的“把刑期当学期”的实践来讲，就算他没有拿到刑法大专文凭，其实也是有意义的。

就如陈泗翰所提到狱中一位陈警官对他讲的一段话：“这个刑期它很漫长，如果你想学习，想有一些改变，那么它可能成为一个学期，如果你只是浑浑噩噩的度过，那么刑期就真的只是刑期。”

与此同时，对于那些“狱外来信”来讲，或许只有身处狱中的陈泗翰才能感受到它们的可贵，将它们视为宝贝。而对于那些写信的人，可能只是出于特定情愫的抒发，并不会耗掉太多互动上的精力。这样的推论如果成立，那么也就意味着周遭的暖意更在于感受者的觉知，而非暖意本身有多么不可估量。

于此就重估“狱外来信”之于谈话节目《和陌生人说话》的意义，它更像是某种回溯性的侧面审视。在这个问题上，陈泗翰也谈到跟同学们只是线上交流，很少线下见面。他说：“有顾虑不敢去打扰他（她）们，也不知道说什么。”

事实上，这里的不敢去打扰他（她）们，更在于错位的人生经历这个大前提。换言之，无论是陈泗翰，还是他的同学们都只能基于15岁以前的人生进行谈论，而就狱中经历对应的狱外岁月，就算双方涉入的方式再怎么得体，依然无法回避本身的刺痛感。循此也就可以理解，陈泗翰为何会走向“相见不如不见”的孤独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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