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地铁上，一男子得知母亲出事瞬间掩面痛哭的事情触发舆论层面的讨论。视频拍摄者称，当时男子看了眼手机后便开始痛哭，持续几分钟后保安过来询问，他说“母亲出事了”。与此同时，视频拍摄者还有所触动地说：“感觉人在大城市打拼，远离家乡，可能他对母亲（感情）有所亏欠。”

然而就是这样一则叙事简单的路人见闻，却可以顺着视频拍摄者的讲述迅速走向“多情的媒体叙事”。就比如：“成年人的崩溃就在一瞬间”，“真情流露使众人泪目：真可谓百善孝为先”，“故乡无法安置肉身，异乡无法安放灵魂”等等。

而当事人除却留下“掩面痛哭的瞬间”和模糊叙事中的“母亲出事了”，再没什么确切的细节可推开。不得不说，叙事始于流言。只是在很长一段时期，叙事主要依赖人和人之间的口耳相传，而如今却主要仰仗信息高速公路的即刻传导。

从某种层面上而言，虽然形式和工具彻底变了，但是流言叙事中的“担忧和焦虑”依然是内核，并且其中牵涉的道德评判，讽刺和歧义依然还是原来的味道。甚至人们在谈论流言时，不仅是在评判所谈论的人，也在评判自身境遇。

就此而言，我们再去理解视频拍摄者的“触动说”和“多情的媒体叙事”就更为容易一些。正如罗伯特·弗尔福德所言：“一个故事有形状，轮廓、界限，而经历的边缘是模糊的，且会在不知不觉间与其他相关经历融合到一起。”换言之，在很多情况下，经历是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的，故事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

说到底，经历极其复杂，很难详细叙述。例如：人们可以把十几个朋友的第一次失败恋爱描述得比自己的恋爱还要清晰明了。这是因为人们对自己的个人历史了解太多，缺乏简约所必需的距离。循此我们再看舆论层面对“得知母亲出事男子在地铁上痛哭”的叙事和阐明，就发现事情本身并不那么重要，而主要在于在场者和旁观者能不能被当事人激发出相同的情绪。

之所以这样讲，就在于当事人所言的“母亲出事了”和视频拍摄者的“触动说”都属于各说各话，并且还无法追根溯源。如此强调，倒不是觉得当事人没讲实话或视频拍摄者仅是场面话，而是在公开场合下，当事人只能表述原因的梗概，甚至只能算是应和之言，至于视频拍摄者的“触动说”，更像是一种宏大的叙事，并非是只针对当事人而言。

不得不说，每一个还算健康的男女都有一个故事，以帮助他（她）们创造和维持其人格所必需的完整性。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松认为，私人故事是人格发展的必需品，他在《青年路德》一书中写道：“成为一个成年人，意味着无论回顾过去还是展望未来，都要以一种连续性的视角看待自己的生活。”

只可惜绝大多数时候，人们对自己的生活并不好奇，甚至是麻木的。反倒是别人的生活更能触发对应的思考和情感。因此回到“得知母亲出事男子在地铁上痛哭”的事情上，最核心的触发点就在于视频拍摄者的记录和他的“触动说”。

另外“多情的媒体叙事”其实更强调当下人们的精神困境。“成年人的崩溃就在一瞬间”，揭示出现代人生活的不易，它跟吃饱穿暖无关，更强调内心的孤独感；“真情流露使众人泪目：真可谓百善孝为先”这虽然看起来像强调传统的反哺关系，但其实主要为实证离乡打工人的无奈和挣扎；至于“故乡无法安置肉身，异乡无法安放灵魂”主要是在阐明年轻一代的选择挣扎和人生迷惘。

所以从根本上讲，在场者和旁观者能被触动，更多基于他（她）们有同频的生活认知。因为这种事情要是发生在乡村，即便有人去记录和陈述，但不见得会触发同样的舆论情绪。

说到底，地铁、痛哭者、在场者俨然构成“城市打拼的”的核心背景。这种情况下，只要“母亲出事了”这个揪心的信息被戳破，那么就容易引发情绪上的同情和共鸣，因为真正把事情的机理抽离出来看，它所反映的是一群人的内心状态。

与此同时，按照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的说法：“人类是一种喜欢象征化、概念化、寻求意义的动物。”简而言之，人是一种“不能生活在一个无法理解的世界中”的有机体。可即便如此，依然无法回避叙事是有选择性这个事实。

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没有人去记录痛哭者的失声瞬间，大概事情就会被淹没于人来人往的琐碎里。因此也可以看得出，生活中的很大一部分，有时甚至是关键的部分，都取决于随机发生的事情，也就是人们津津乐道的“缘分说”。

因此我们在看待视频拍摄者的触动和讲述时，就要更强调他的主导作用，毕竟要是没有他的拍摄和发布，舆论层面的围观是无法形成的。毫不夸张地说，视频拍摄者才是事情的“核心人物”，而当事人只不过承担了叙事的角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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