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两位女孩在街头遇到一位大妈（中年女子）上来搭讪，大妈自称没钱吃饭，其中一位女孩便表示愿意帮她付钱买吃的。可出乎意料是，大妈竟然抢过女孩的手机撒腿就跑。然而比这更为吊诡的是，民警“找到”（抓获）涉事大妈时，她还自称不是贪财的人，而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是因为小时候生病发高烧导致头脑不好。

平心而论，就算案件的侦办结论还没有出来，我们也基本上可以断定大妈的“自称”是“狡辩”。要知道，一个人在该精明的时候不精明，该糊涂的时候不糊涂，那么大概率是非蠢即坏。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媒体叙事先入为主的将事情定性为“现实版农夫与蛇”，也还是比较中肯的。但是就事理而言，大妈的行事逻辑可能比蛇更坏。依照《伊索寓言》的文本，《农夫与蛇》中农夫救蛇是出于主动同情，也就是看到冻僵的蛇感觉可怜，所以就把它揽进怀里用身体的热量温暖，直到被救的蛇苏醒后，才发生反咬一口的事情。

要知道，蛇在未苏醒前并没有主动寻求农夫的帮助，而蛇的反咬只能说它的本性不可改变，就算有人帮助过它。之所以要掰扯这个细节，就在于我们需要把本性的（坏）不可改变和预谋性的坏加以区分。

因为就“大妈称没钱吃饭女孩相助却遭抢手机”的事情来讲，如果细看事发时的现场监控视频，以及参照大妈被“找到”（抓获）时的“狡辩”，很容易就能推出她是预谋性的坏，简而言之，就是提前已经预设好如何利用女孩的好心，然后如何抢过手机逃跑。

所以从行事逻辑上来讲，蛇的坏属于本性的坏，并且是不可感化的那种坏。而大妈的坏属于在知道是非对错的情况下，竟然利用别人的好心谋取自己的利益。在这一点上，显然比《农夫与蛇》中的蛇更过分。

当然我们掰扯大妈和蛇的行事逻辑，并不在于为证明媒体叙事中的定性是否准确，而在于我们需要将大妈的坏进行细微的剖析：其一、大妈的坏在个人层面损德违法；其二、大妈的坏会击穿公共层面固有的良善。

就“其一”来讲，如果撇开大妈前面的“搭讪”和后面的“狡辩”，她的坏完全可归到抢劫的范畴。虽然我们尚未搞清楚大妈是不是惯犯，但是无论怎样，抢劫就是违法的，先将她推到无差别的审视案板上，再仔细追究。

至于“其二”而言，算是事情的核心爆点，因为人们很清楚，大妈的抢劫行为不仅只是伤害个人财产的问题，最主要的是会破坏公共层面固有的良善。因为我们实在是无法预料，当事女孩以后还会不会主动伸出援手帮助别人。

有必要说明的是，普遍意义上的道德理想都强调本真性。简单地说，做（道德上）正确的事情，重要的标准之一就是要与我们内在的道德感保持接触，而不是游离。道德不只是迫于外界压力去做正确的事情，而是与内心的良知相契合。

只可惜，再类似“大妈称没钱吃饭女孩相助却遭抢手机”的事情搅动下，很多人在打算做（道德上）正确的事情时会首先想到“自保”，这使得公共层面的互助越来越不那么容易，而直接的影响是：那些没有坏心但需要帮助的人只能无奈地面对冷漠。

所以回到“大妈称没钱吃饭女孩相助却遭抢手机”的事情上，大妈的坏确实不可原谅。不过在具体的处置上，法理层面可能更强调以损失程度定性危害性，但是就道德层面，更在意大妈对公共层面良善的破坏。

与此同时，大妈到底是脑子坏了还是良心坏了？这确实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因为苏格拉底在提到人的作恶时强调“无人有意作恶”，但言外之意却是“人会作恶”。换言之，“尽管我知道我将犯的罪恶，但我已无法控制我的激情，激情就是造成罪恶的原因”。

甚至更进一步讲，“你所警告我的一切，我自己都知道，尽管我知道，自然却使我不得不如此”。坦白讲，以此对照大妈所言的“我不是贪财的人，而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是因为小时候生病发高烧导致头脑不好”，好像大妈也有无辜的一面。

可事实上，苏格拉底认为的善恶是非是有客观标准的。智者派把白的说成黑的，把黑的说成白的，那就是在混淆是非善恶，这是意见，不是知识。哲学家要寻找善恶是非的知识，而理性可以帮助我们去认识它们。有德性的人就是有真正知识的人，没有德性的人则是缺乏真知的人，所以说，德性即知识（周濂在《德性即知识：没有人会故意伤害自己》中谈到）。循此理解大妈的“狡辩”：最多算是“自我感觉良好”的意见。而从根本上讲，她的脑子确实没坏，但是良心却真的坏透了，不仅欺骗别人，也欺骗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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