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女孩（21岁）晨跑遇害案除却案情本身引发舆论高度关注，伴随着嫌犯（41岁）的过往被起底，舆论层面再次“开锅”。据悉，嫌犯曾因抢劫、强奸等罪名被判无期徒刑，后减刑为18年6个月，案发时刚结束被管教期（5年）。

要知道，即便没有过往的犯罪记录作为参照，仅凭这次案情的残酷程度，嫌犯也是罪大恶极且不可饶恕。按照“知情人”的说法，嫌犯并不认识遇害者，就是见色起意，强奸杀人。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这跟舆论层面初期的揣度基本吻合。

就此而言，“再犯”正式成为案情的关键词。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即便“减刑”和“案发”没有必然关系，但是就朴素的情绪性揣度上，很容易得出：如果嫌犯不被减刑，女孩也就不会遇害。不得不承认，在面对较为极端的案情时，人们很容易走向“要不是这样，也就不会那样”的假设。

可与其掰扯不太可能的假设，我们不如借着两种视角下的陈述去审视嫌犯的犯罪之路。第一种视角：嫌犯老家的村干部。按照村干部的说法，嫌犯自小缺少管教，14岁辍学离家，出狱后无正当工作，家里人管不了他；第二种视角：裁定书。裁定书中显示嫌犯曾因抢劫、强奸等罪名被判无期徒刑，后因服刑期间表现良好减刑为18年6个月，直到2021年3月8日结束被管教期（5年）。

就“第一种视角”来讲，结合嫌犯的犯罪之路，很容易形成前因后果上的补充说明。然而就嫌犯“第一次”涉罪来讲，他自小缺少管教和14岁辍学离家也只是间接因素，并不能成为他注定犯罪的推动。说到底，自小缺少管教的人有很多，不见得都会走上犯罪之路。

至于“第二种视角”而言，它本身属于法理框架下被允许存在的救赎实践。也就是即便我们必须对极端之恶进行严惩，但是在人类悲悯的视角下，施害者也其实有“受害者”的一面。于此出现“减刑实践”这种救赎方式，也就并不难理解。

当然更为主要的是，比起再犯者的不可救药，绝大多数犯罪者都还是会改过自新。在这个问题上，虽然总有人拿“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说事儿，但是面对“改过自新”远多于“再犯”的事实，我们总还是需要给犯罪者被救赎的机会。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样的救赎实践确实会付出惨痛的代价。但是我们给“再犯”定性时还不能完全陷入嫌犯“第一次”涉罪的延伸。因为很多时候犯罪行为的生发是复杂的过程，可能跟过往的犯罪经历有关，但更多基于特定情境的人性异化。

正如“知情人”所说：“能做18年牢，谁愿意嫁给他。”不得不说，犯罪者除却要为自己既定的罪行付出代价，也会把自己的整个人生也搭进去。并且在这个问题上，即便人们总说要摒除对犯罪者的偏见，但是之于本能的考量，常人对有过犯罪前科的人敬而远之，确实也是正常的。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开篇就说：“人天生求理解。”简而言之，百思不得其解，才会忧心忡忡，辗转反侧，寝食难安。这样的考量放在嫌犯的命运上，虽然显得不那么适配，但是就他的命运线路来讲，确实也算是可恨也可悲。

甚至撇开罪恶不说，嫌犯应该也有过自己的人生憧憬，然而不幸的是，他还没有跨过生命的界限，就已经坠入深渊。当然更为不幸的是，遇害的女孩只是按部就班地进行晨跑，就再也不能进行形而上之思，而留给家人的也只是形而上之伤。

不得不说，即便我们再怎么不相信命运的安排，但还是会不由得用宿命论来聊以自慰。在这个事情上，想必犯罪者可能比寻常人更为有感触。平心而论，人生本来就短暂，再要是误入歧途，那么基本上一辈子就没什么希望了。

于此我们在看待“再犯的罪行”时，除却要以愤懑的态度直面嫌犯，更为紧要的是，需要看到嫌犯从“无望”到“绝望”再到“仇视”社会的一面。于情于理的讲，成年人是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但是对于边缘性的人来讲，如果他（她）们已经失去自我救赎的能力，那么社会性的打捞就不能缺位，要不然就会走向“破罐子破摔的局面”，伤己也伤人。

不过要承认的是，救赎也难保百分百成功。因此在审视嫌犯“曾因抢劫强奸服刑18年”的既定事实时，既要进行参照，也要进行抽离。因为但凡过多强调“减刑”和“案发”的关系，就会陷入“减刑”有原罪的追问陷阱。

所以回到断案层面，最好的审视方式还是先以当前的案情事实为依据进行论断，至于牵涉“再犯”的问题，只要符合“再犯”从重处罚的原则，按照既定的法理尺度进行就好。毕竟就倒推“减刑”该不该的问题，它本身所牵涉的因素很多，并且彼此之间还相对独立，这种时候要是进行强行归因，显然是不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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