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换人生28年”事件发展到现在（已修正为“互换人生28年”），虽然当事人们依然持续为纷争加码，但媒体舆论却早已显露出疲态。无论是“姚郭两家之斗”，还是“婆媳争产风波”，基本上都已耗尽媒体舆论的耐心。于此各方走向法理对峙环节，也算是可预料的结局。

有必要说明是，法理对峙环节肯定会有高下之分、输赢之别，但回到当事人们的精神世界里，可能遗憾就是遗憾，很难因法理尺度的定性，就能放下过去的一切。因为这其中既存在“生育之情不可抹的事实”，也存在“养育之情不可负的情理”。

当然有人又要拿“真相”说事儿，认为真相如果没有被“全面查实”，谈所谓“情理弥合”还有些为时尚早。可事实上，这已经不是早和晚的问题，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各方的互相弥合已经不太可能，而留有的余地也只是“自我弥合”。

就比如，“郭家父母”和郭威未来怎么相处？郭威又该怎么面对“姚家父母”？甚至从姚策妻子来讲，她又该怎么跟“郭家父母”保持关系？再往远探一些，姚策和郭威各自的孩子，又该跟“郭家父母”和“姚家父母”怎么保持关系？如此种种，依然充满不确定性。

只可惜，这些对于当事人们无法回避的问题，媒体舆论却并不怎么关心。甚至就声浪非议来看，当事人们始终被交织于是非之中，就好像他（她）们既有“无辜的一面”，也有“活该的一面”。可作为舆论的审视来讲，却更在意他（她）们“活该的一面”，只是这样真的好吗？

我们在看很多社会事件时，多半会从法理角度或道德角度，看到一个或多个加害者，一个或多个受害者。可实际上，社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整体，对于一件事情，任何观点的偏废都是不好的。社会本来就需要平衡，不可能只有某一部分。所以回到“互换人生28年”事件上，也应该实实在在关注一下当事人们的伤痛才好，只有如此，这场持续的关注才会更加完整。

要知道，不断指责一个人或多个人的“恶”的时候，其实最大的恶意是在舆论之中，而且舆论的恶意是无限循环的。说到底，舆论急于或笃定一个人或多个人存在问题，要他（她）或他（她）们付出代价，这是很恐怖的事情。

可惜的是，舆论本身很少去检讨这样的问题，甚至把伪善当正义，以至于当事人们还没有作出什么动作的时候，就先入为主的呐喊和助威。甚至更让人无法理解的是，当事实反转后，舆论情绪性的翻脸比翻书还快，可即便如此，也好像并不会感到羞耻。

就好像所有的问题都是当事人们的问题，而围观者只需要围观就好，即便出现错误也可当失误来看。只是回到当事人们的处境上，舆论的错误哪怕再小，也都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可惜的是，又有谁愿意反思和扪心自问呢？

越是持久性的纷争，其实结果已经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结果落定后，各方如何去疗伤。就如“互换人生28年”事件，过去的28年即便过去，但是它却是永远无法抹去的痕迹，即便姚策已经不在，也依旧不妨碍他跟“郭家父母”的勾连。

当然世俗秩序中那套无形的机制，可能会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微妙，但是再怎么结构性的机制，也无法彻底消解人性中本能的情愫。所以我们既要看到养育和生育中的情爱，也要看到养育和生育中的利弊权衡。

这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但是作为人对于世事的掌控来看，又有多少人能做到极致的纯粹呢？就如父母生养孩子这事儿，即便人们总想找到更温情的理由，但是关于“自私的爱”，至今仍然飘荡在市井之间。

与此同时，“放下过去”和“记住过去”可能是当事人们在未来最需要做的功课。“放下过去”是指的在承认悲剧的基础上，宽恕对方，也饶过自己。而“记住过去”是指不回避曾经的美好，而更为有力地相信未来会更好。

因为法理是为关心人而存在，它的本质是“哀矜而勿喜”，也就是说，再怎么制定法律，都要知道这是不得已。可惜的是，当各方誓言要把对方送上断头台，当舆论决心要看到头落地的时候，法理就会被推向没有节制的一面，成为人惩治人的合理性路径。

可是当事人们终究会直面靴子落地的那一时刻，到时候，如果彼此都没有被对方彻底打垮，那么彼此审视各方的满心疲惫，满身伤痕，又会是怎样的心境呢？所以对于世间的大悲来讲，如若不能彻底厘清过往，不如全力相信未来更为有意义。只有如此，“错失的28年”才不至于成为永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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