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毓明养女案，随着案情的深入，正式进入“后舆论阶段”。只是，复盘“前舆论阶段”，很明显“舆论审判”倾向于“欺弱逻辑”，也就是先入为主的将鲍毓明定性为“加害者”，把养女奉为“受害者”，具体的考量尺度也很简单粗暴：鲍毓明有足够的社会资源以及个人优势，而养女“年龄小”，不知世事，易被诱骗。

这样的“舆论共识”，看起来很符合人性是非的走势，但是，却也易被“我弱我有理”的善用者利用，成就更隐蔽的“反咬逻辑”。因为，在最新的报道中，“涉事养女”的年龄成谜，并且鲍毓明坚称：从未强迫养女做任何事，这么多年没见过她身份证。

对于这样的回应，虽然并不能作为定性案情的实质性证据。但是，对于开放的“舆论审判”来讲，这无异于一枚“深水炸弹”，成为重塑案情舆论导向的直接驱动。到此为止，鲍毓明和涉事养女正式进入“都喊冤”的境地，起码在舆论的氛围中，不再只是“一边倒”的局面。

很多时候，媒体舆论就是“墙头草”，怎么理解起来正义，就怎么去解构，这导致“舆论审判”终将走向辩论赛模式。于此，也就能理解，为何“涉事双方”一直都在“搞嘴炮”。因为，对于“私密环境”中的是非纷争，如果没有直接的证据，很难去定性是非。

虽然，在整个案情的介入过程中，人们始终在强调“性同意”的年龄，但是，比起静止的尺度，看不见得人心才最难测。要知道，之所以“涉事双方”都在喊冤，是因为他（她）们都认为自己受到具体的损失。养女方认为自己被鲍毓明侵犯，身心受到摧残；鲍毓明方认为，自己的名声及职业生涯受损，难以挽回。

总之，各说各话，就是不承认自己“有私心”。可是，当我们看到他（她）们“彼此揭底”的时候，却能感受到他（她）们毫无保留的险恶之感。然而，对于险恶本身来讲，何尝又不是私心的反面。毕竟，对于人性是非而言，没有无缘无故的争执。要知道，“大仇”和“大私心”往往是共存的。

于此，鲍毓明养女案就算最终被法理定性，其实也只是为“舆论审判”画个句号而已。因为，鲍毓明已经付出惨重的代价，养女方也将长期地被社会边缘化。于此，就鲍毓明养女案来讲，更像是一场报复性的“互撕”，而非只是“性侵案”的追问。

从某种层面上而言，鲍毓明和涉事养女应该有过“欢乐的时光”。但是，到底是不是因为“性侵”导致撕破脸，这就不得而知。因为，“性侵案”更讲究证据，尤其涉及年龄界限的“性同意”认证，更是如此。只是，撇开这些静止的标签，难道就不存在人性的异化吗？

毕竟，对于法理的尺度，更讲究的是普遍性正义，也正因为如此，法理的罅隙就容易滋生坏水。所以，在可预见的现实里，很难走向绝对正义，只能是无限接近正义。因为，法理本身就不是绝对正义的守护者，更多的功能是为束缚恶行，打击恶人罢了。

另外，人们常讲“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这在鲍毓明养女案中体现得比较充分。要知道，无论是鲍毓明，还是涉事养女，都好像并不明白“收养”的程序是什么。只是他（她）们真的不明白吗？还是都在隐瞒着什么？或是各自心怀鬼胎？这似乎只有他（她）们自己明白。

就鲍毓明来讲，按照常识的判断，他不太可能被养女玩弄得如此狼狈，但是，那也只是在法理层面上，真正走上舆论的战场，任何人都得承认“弱传播”的法则。要知道，涉事养女在整个舆论的战场上是大获全胜的，虽然法理层面始终没有结论。但是，她的报复性目的已经达到，后面的案情如何定性，似乎已经不重要。

只是，对于鲍毓明来讲，却应该存在很多不甘心。一方面，他确实没有料到，养女会把事情闹这么大；另一方面，他被养女搞得“声败名裂”，这更是他没有想到的结果。因为，“舆论审判”这种操作，基本上是不可控的，人们只能预测开头，不能预料结果。

不得不承认，在鲍毓明养女案的争论上，“舆论审判”的困境可能始终挥之不去。因为，就鲍毓明和养女各自的“案情人设”塑造，每个人都有不同标准。比如，以鲍毓明的“弱势点”和养女的“强势点”进行判断，或是以鲍毓明的“强势点”和养女的“弱势点”进行判断（“强势点”和“弱势点”基于案情发展而言）。

总之，所谓的有道理，其实都是找愿意相信的真相在摆事实。并且，在基本的共识里，有一条很重的法则就是：“站弱者”。所以，这就为“涉事养女”泛起舆论之浪奠定基础。与此同时，鲍毓明在舆论上所表现出的无辜之态，其实最容易触怒公众情绪。因为，在公众看来：“既然你已经万人之上，为何会被小丫头玩弄，臣妾坚决不相信”。

只是，常识的推论就一定能覆盖所有可能吗？答案肯定是否定的。所以，对于鲍毓明养女案来讲，就算法理可以定性，也只能定性一部分看得见的是非，而对于隐藏在人性中的不可测，可能永远无法被看到。但是，其中的代价，却已经早已标好价码，这对于鲍毓明和涉事养女来讲，谁都不能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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