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鲁院后的第三次研讨会，是对诗人们的作品进行研讨。每次研讨，每组都要出两个人发言，而这次我所在的五组却找不到人，原因是五组没有写诗的同学，更找不出能够评诗的人。一直不善于对别人的作品说三道四的我，这次不能再躲藏在别人的身后了，只好站到前排，硬着头皮去阅读、去品评别人的诗歌。

我知道，由我这样不写诗也很少读诗的人，去谈论别人的诗歌，是很不公平的，即使感到不公平，还是不能放弃。花了两天的时间，硬着头皮啃完被评同学的一百多首诗后，仍感到不得要领，不知从何下手。为了读诗，我曾问过一些写诗的朋友，让他们给我一个正确的答案，即现在的诗人们写诗，是写给读者阅读，还是写给评论家们阅读，亦或就是写给诗人自己阅读？有好几个写诗的朋友都给出了这样的答案：写给诗人自己阅读。他们也随即这样坦白自己写诗的初衷：即自己的诗就代表自己的感受，就是为自己而写。他们也坦承除了诗人自己，没有多少人再会去欣赏诗。之所到现他们还在写诗，就是因为放不下一份爱好，一份内心深处形成的理想追求。我在感谢这些朋友的真挚时，也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中，明知没有人为而我们自己却还在为，这需要多大的精神毅力啊。现如今的市场背景下，这种自我欣赏的创作方式，不光诗歌，小说、散文亦都是如此的待遇。因为总是不会违背自己的意愿说话，这么些年，我尽量闭紧自己的嘴，该少说的时候尽量少说，不需要说的时候尽量不说。特别是对别人作品进行评价，这种没有任何评价标准的说话，更是不愿意去说。不会评诗，只能说说自己的阅读感受，不知者不为过，这样别人也可以理解。

研讨会上，看着那些发言的同学，一个个都站到理论的高度上去品评别人的作品，真让自己感到惭愧。由于没有别人的那种理论修养，感觉自己的感受就相当干涩，就更不得要领。好在只是完成了一次任务，完成了就轻松了，过去了，也很快就遗忘了。

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中国文学的开门需要什么样的推手。昨天下午，鲁院请来了《人民文学》的编辑徐则臣，以及两个为中国文学走出去和打开大门的推手，一个是美国青年翻译家，专门翻译徐则臣作品并推介到国外，用徐则臣的话说就是他财神爷的美国青年翻译家艾瑞克·亚伯拉罕森，以及安德鲁伯格纳代理公司北京办事处负责人黄家坤女士。在如何将中国文学推介到国外这一问题上，他们都有着共同的看法。

在艾瑞克看来，目前要把中国作家的作品翻译发表到国外，还有许多障碍。一是写作上的障碍，中国作家在写作上与西方的写作存在一定的差距，西方国家的写作者走上写作之路前，都参加过系统的写作训练，都首先要掌握一定的写作技巧，而不像中国作家的写作，没有经过培训，只凭才气去写作，多缺乏创作上的技巧；二是中国作家的写作随意性大，缺少西方读者阅读取向的直观感；三是语言叙述不果断，煽情、说教、感化的思想倾向性浓，淡化了文学的韵味。因为上述障碍的存在，导致翻译推介的困难，加深了国外对中国文学缺少普遍的了解。

黄家坤认为，中国作家缺少进入国际市场的能力，主要是缺少专业化的训练，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不会写出版推荐书，不会寻求代理，不会推荐自己。中国作家们的创作总是停留在自己语言结构上，挑战不了语言关，难形成迎合国外读者阅读习惯的创作语言，再加上国际编辑们读不懂中文，就导致了中国作家的母语作品没有一个很好的市场体现，这是中国文学开门的最大障碍。比如，北欧的编辑们都读得懂英文，因此，只要出了英文版，就立刻会被引入到北欧地区。很多中国作家作品的切入口，都是通过法国、德国甚至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的转手，然后才被英语出版商看中并出版。黄家坤还谈到，因为专业的缺失和专业培训的缺失，导致中国的出版没有统一的标准，很难达到工作上的质量要求。更重要的原因是，在没有成熟的经纪人出版轨制下，中国文学所选择的推举范畴就很小，往往只是一些汉学家或少数翻译家以个人的名义在做这样的推介工作，他们的面也就很窄，而被推荐出去的往往也只是四五本书或少数几个作家，就很难形成广阔的冲击市场。

这样的交流虽然时间很短暂，但总体的收获却很丰富。它所传达出的理念不光是让中国作家去了解国外市场的需求，而更多的是让作家们去思考如何走出去，如何去为争取更多的国外读者来拓展自己的创作思路，做到在内容、语言和创作技巧上有所突破。

（这样的路，很难得有畅通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