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朝清
 
    遵照父母生前的意愿，当他们过世时，江苏苏州市民周颂英把父母的遗体先后捐献出去。然而，她没有料到，此后的10多年，她和家人一直生活在邻居和亲友们“异样的眼光”中。近日，周颂英带着女儿搬入一处新居，这是她6年来第3次搬家。而每一次搬家，都是为了逃离周遭的“揶揄”。（12月14日澎湃新闻网）
    遗体捐献作为一种典型的利他行为，追求的是一种公共的价值理性；然而，在传统的道德话语和文化观念中，打破常规的遗体捐献却和“不孝”挂钩，承受着巨大的舆论压力。当“入土为安”遭遇志愿精神，遗体捐献志愿者成为边缘群体，在社会评价体系中备受争议，甚至不得不一次又一次搬家，以躲避世俗的目光和口舌。遗体捐献志愿者不仅难以得到应有的尊重和认同，反而成为被歧视、被排斥的异类——这种生存境遇，不可避免会影响其他人参与的动力和信心。
    美国社会学家奥格本认为，急剧的社会变迁，会导致物质文化和非物质适应性文化在变迁速度上发生时差。通俗地讲，传统的生活观念没能及时地适应社会新变化，在不知不觉中“慢了一拍”。“文化堕距”是一道难解的问题，遗体捐献依然为许多人顾忌。
    扩大遗体捐献，需要对民众的传统观念进行更新，也需要完善遗体捐献的支持系统。对捐赠者、志愿者的无私行为，致以敬意的同时，还需给予充分的保护与安慰。除了制度护佑，细节上的人文关怀也会提高人们参与遗体捐献的热情。有一个情感归依和悼念亲人的场所，成为不少遗体捐献者家属共同的心声。今年4月，成都医学院举办了集体悼念遗体捐献者的活动，就受到家属的欢迎和肯定。相关报道见Ａ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