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5日下午，在南阳通往社旗县的一辆大巴车上，22岁女孩刘乐（化名）在车上遭遇一男子猥亵。在女孩反抗并向大巴车司机求救并要求其报警时，该司机没有及时施救，造成女孩被犯罪嫌疑人拖下车，遭遇殴打。记者从社旗县警方获悉，犯罪嫌疑人王某因涉嫌寻衅滋事被行政拘留15天。长途客车所属客运公司对多名管理人员分别处分，当事司机已被解雇。

    

    一车人的冷漠与4.3万人的愤怒

    

    与一车人的冷漠相对比，这则新闻截至12月10日下午3点在新浪网的点击评论达到4.3万，绝大多数评论充满愤怒和谴责的不平。忽然想起这样一条段子：路人都是冷漠的，网友都是热情的；路人都不上网，网友都不上街。也许，只有这样的解释，才能解释何以女孩被猥亵，而包括司机在内的一车人都只做冷眼旁观的“看客”。

    见义勇为是有着风险的。可能受伤、牺牲，赔钱、背上法律责任、遭遇剪不断的纠缠或报复，甚至，被救助者毫不感恩或“讹诈”，这样的风险虽然不是每次都一定发生，但足以成为冷漠的最佳借口和自我安慰。

    不能落实到行动的正义绝不是正义，充其量不过是一点正义感，恰如“牛肉味”之于“方便面”。同样，不能践行于生活细节的“道德”，也终究不是道德。一车人的冷漠与4.3万人的愤怒，其实是一回事：冷漠与正义，无德与道德，正是这样吊诡地结合在许多人身上，又弥漫而成为一种最寻常不过的社会风气。人心和社会安然于道德的滑坡，乃至“好人”的稀缺、“坏人”的泛滥，便是这样长成的。当下的中国社会，正是这样一种情形：不缺“很像道德”的“正义感、道德感”，缺少身体力行的道德和正义。

    

    见义不为，亟待法律还解“围”

 

张西流

    

    在公共汽车上，面对一名女孩遭色狼性侵和殴打，无论是司机还是乘客，均冷漠围观，无人制止，甚至无人报警，令人胆寒。事实上，早在几十年前，鲁迅先生就把围观心态刻画得淋漓尽致：“在中国，尤其是在都市里，倘使路上有暴病倒地，或翻车摔伤的人，路人围观或甚至高兴的人尽有，有肯伸手来扶助一下的人却是极少的。”然而，时至今日，这种围观现象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趋势。特别是，一人两人围观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由此引起的连锁反应，它会带来整个社会的冷漠麻木。不敢想象，一个没有正义和爱心的社会，会变成什么样子。当人人都习惯了冷漠围观，当人人都对他人视而不见的时候，它引起的不仅仅是人人自危的恐慌，还有对这个社会价值取向的追问。

    因此，必须下猛药，医治围观之痛。围观现象，说到底是一种见危不救行为。然而，见危不救事件屡屡发生一再表明，这个社会问题，仅靠道德的约束和有限的行政处罚，是远远不够的，惟有施以全面的法律手段，方能惩治这种具有极大社会危害性质的冷漠和失责行为。也就是说，每个公民应当对自己义务范围内的危险情势，负有义不容辞的救助义务，这种责任也可以强制提到法律的层面上。比如，不妨将“见危不救”和“见死不救”入罪，立法内容应包括犯罪行为的法律界定和惩治条款等；量罪依据，可以参考造成事情后果的轻重、事情发生时当事人的处置态度等等。

    

    乘客被辱，客运公司也应担责

    张松超

    

    女子在乘车是遭猥亵殴打，其他乘客冷眼旁观确实不合适，但遭受的也只能是道德上的谴责，毕竟不管出于何种原因，不愿施救也是他们的自由，但司机也不帮助就不对了。因为乘客一旦购票上了公交车，就和公交公司存在了合同关系，《合同法》第290条规定，“承运人应该在约定时间或者合理时间内将旅客、货物安全地运输到约定地点。”这也就意味着公交公司应为乘客承担两个义务：其一，把乘客送到目的地；其二，要在运输过程中提供安全的条件，保障乘客的生命财产不受侵害。

    另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在公共场所当中，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但管理人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现在的情况是，乘客遭遇威胁殴打，在向司机求助的情况下，司机连报警也没有去做，可见其连最基本的安全保障义务都没有尽到，事后公司让该司机“停止工作，接受调查”，这仅仅是公司的内部处理规定，但公司显然也应该担责。所以，不管是根据《合同法》还是《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只要受害女子拿出证据，证明自己曾经做过该车，公交公司都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类似的事件不断发生，犯罪嫌疑人被行政拘留自然是毫无疑问的，但在现实当中却鲜有公交公司担责的，这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受害乘客并不懂相关的法律规定，维权意识薄弱，可这并不等于公交公司就没有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