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吴龙贵    

     近日，江西省纪委公布九江市有100多人因为填写《可能产生利益冲突的国家工作人员特定关系人从业情况登记表》不全，而被退回填写整改。至此，江西省从年初开始的防止利益冲突专项治理已经结束。按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应将其近亲属、近姻亲在经商办企业、投资交易、人事任免方面与本人所主管或分管、主办的工作可能产生利益冲突的情形如实上报。党政领导班子成员、部门主要负责人，近亲属、近姻亲如有经商办企业或从事工程建设的，无论是否存在利益冲突，都应如实向组织报告。（《南方都市报》11月11日）

    反腐重在预防，而预防的关键又在于管住权力的运行，堵住腐败的通道，遏制利益冲动。在反腐进入快车道的大背景下，江西省此次专项治理活动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反腐样本。事实也证明，将预防利益冲突现象纳入到制度化的治理轨道，能够取得立竿见影的反腐成效。专项治理期间，江西省各地各部门通过自查发现涉及利益冲突方面的问题2000余个，立案查处110余人。数据直观地说明两点，其一，尽管在高压态势下，“老虎”、“苍蝇”纷纷落马，但反腐依旧任重道远，远未到弹冠相庆时，其二，反腐要靠制度，好的制度是最好的反腐利器。而反观现实，反腐的制度体系其实还有待健全和完善。

    随着腐败的多样化，利益冲突的外延不断扩大，当下所指向的利益冲突，最为突出最为典型的表现形式就是，官员利用职权，为其特定关系人谋取不当利益。比如，为近亲属经商办企业、工程招投标提供便利和帮助。近年来，已成现象的“家族式腐败”、“夫人腐败”、“情妇腐败”，就是利益冲突的具体表现。

    国家工作人员手中握有一定的公权力，在其权力辐射范围内，如果其私人利益与其公职发生冲突，本质而言就是权力腐败。只是与一般意义上的权力腐败相比，这种以利益冲突为表现形式的权力腐败，在操作上更为便利，形态上也更具隐蔽性，因而破坏力更大。一方面，官员的特定关系人范围广泛，近亲属、朋友、同学甚至是情妇，都有可能成为特定关系人，并且任何一个特定关系人也都有可能随时将这种“特定关系”兑现为腐败利益，但显然不能将所有人都置于监管之下。

    另一方面，由于利益冲突涉及的主体是官员和特定关系人，很多时候并不直接表现为权钱交易，而是通过项目审批等曲线方式实现，在形式上合理合法，外人很难察觉，监管也难以到位。某种意义上说，利益冲突既是一种隐性的腐败，也是一种公开的腐败。

    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应该有着清晰的边界划分。如果官员的近亲属、近姻亲所从事的工作涉及到公共利益，那么就不属于个人隐私而是公共信息，理当公之于众，接受制度性的监督。事实上，这不仅是出于公共利益的考量，对官员本人也不无裨意。在一个人情社会，官员为官一方，或者掌握了某个领域的决策权，很难避免亲朋好友的各种请托，让人左右为难，那么制度就是最好的保护。

    对于利益冲突的关注，并非始于今日。早在2009年9月，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就首次在中央文件中提出“建立健全防止利益冲突制度”。然而制度的生命力在于落实，江西省率先在省一级开展治理利益冲突专项行动，最大的价值就是将原则性的制度规定落实为可操作的样本，并付诸于实践。这一点，尤其难能可贵。接下来，希望更多的地方果断跟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