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海建

    工人干活受伤，老板拖着赔偿款一直不给。此事被老板儿子知悉后，觉得父亲做法欠妥。近日，他瞒着父亲凑齐了赔偿款，独自到法院帮父亲结了案。承办法官说，这孩子刚高中毕业，没有收入，钱都是他自己凑齐的。父亲赖着不还，没想到孩子这么懂事。（《现代金报》8月28日）
    在一个商业信用与人际信任淡薄的时代，这是一则足以抚慰人心的现实版“心灵鸡汤”。父亲扮“老赖”，儿子悄悄解围。法官说，“不知道父亲知道真相后，会怎么想”。结局其实也不难推想：所谓醍醐灌顶、立地成佛的，多是传说；儿子私相“出手”，或者终究逃不过一顿诘责。
    这事儿的最大意义，不在于无妄的道德赞美，因为世上“老赖”无数，有钱不还的、无钱偿还的，不能都指望有这么一个懂事的儿子；就算真有个懂事的儿子，也不能都指望有还债的能力。这种小概率的“皆大欢喜”，实在没有多大的可复制性。真正该追问的是，明明是“在法官主持下，双方达成调解协议，为什么偏偏遭遇“执行难”？
    这个问题其实包括三个层面：一是这些年，各地都在搞“欠薪应急保障金制度”，防止跑路老板等问题，在资金层面做了不少努力，那么，这种几万块钱的小纠纷，怎么就拿老板无可奈何？二是信用体系建设也喊了这么多年，法院定论的事情，是非对错板上钉钉，本该在信用经济中最爱惜羽毛的商人，何以对商业信用弃之如敝屣？该赔偿的不赔偿，信用机制的约束力体现在哪里？三是法院在此事中的姿态也颇为诡异，要么是“无奈”、要么是“碰了一鼻子灰”，如果事实真是如此的话，执法部门尚且如此“灰调”，被侵权的公民还能有什么作为？
    温情故事的背后，活生生是市场机制与法制机制的失灵。如果真有信用黑名单，进入司法程序的调解协议，就应该与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深度挂钩——不赔偿，可以，资金贷款、水电使用、行政审批、出国出境等，都要“靠后站”。信用不能成为信用者的通行证，失信才会肆无忌惮，无所不为。至于法律的事情，面对并不复杂的侵权事件，调解无果之后，难道只有苦等一条退路？执法不硬气，违法才会更有底气。这就像各地的“空中别墅”、“空中庙宇”，如果“依法强拆”真在这些领域有所为，违建何以成为“城市一景”呢？
    靠感动解决不了“老赖”问题，就像秩序与规则的天平上，不应搀和过多情绪一样。我们钦佩小伙子深明大义，但更要从常态制度的角度去反思——佣工领域为何屡屡出现赔偿难的症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