佘宗明
   
    近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投入近2000万元，推出“文澜学者”人才计划，计划提出一项特别要求：入选学者在受聘期间不能担任处级及以上领导干部职务。该校领导称，这是继校、院领导退出学术委员会后，推进高校“去行政化”的又一举措。（12月13日《中国青年报》）
    人才遴选，向领导亮红灯，中南财大的“另类”举措，备受舆论关注。做官与教研的不复兼容，打破了官员、学者可“双肩挑”的惯例，促使着政学分离。这般去行政化的努力，无疑是朝向教育本位的进步。
    长期以来，官教合一，已让高校裹上浓郁的行政化气息。“与级别挂钩”，在高校尤为常见。而兼官员和学者于一身的“双料身份”，让某些人名利兼收，学术称号和行政权力兼得，却无法安心于教学，回到教育工作的一线，这影响着学术资源的合理配置，也成了学术回归的现实路障。
    正因如此，政学不分，被作为教育沉疴之一，受到诟病：不少人认为，权欲侵蚀下，部分治学者会陷入权力崇拜，从而会滋养学术浮躁，无益于良好治学氛围的形成；权力干扰，也会降低学术引力，扭曲教育资源的分配格局，蚀化教育质地，削弱高校的文化创造力。将二者隔离，也成了扭转行政化导向的钥匙。
    去年9月，湖南大学校长赵跃宇宣布“两不”决定——在校长任期内，不申报新科研课题，不新带研究生，还曾引发热议。大多数民众认可此举，在一项对3010人进行的相关调查中，显示74.3%的人表示支持，认为“不带头做学术的校长未必不是个好校长”，评价校长称职与否，主要看管理上的业绩优劣。
    “两不”决定，旨在将行政权力从学术资源配置中剥离，避免权力通吃。毕竟，管理者分身乏术，难以两头兼顾，与其从科研成果里分一杯羹，不如尽好本分，对接角色期许。祛除了官教“一肩挑”，或能提升教学质量，让大学向“教育本位”回归；而学术自治等规则，也能在宏观设计的层面上得以梳理。
    事实上，高校“去行政化”，无论从个案推动上看，还是从教育本质廓清上讲，都是大势所趋。在2010年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就明确写道，要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配套政策，克服行政化倾向，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而多所高校，已在探路，如吉林大学2009年就厉行改革：领导退出学术委员会。
    近几年来，关于“政学分离”已成共识。鼓励“辞官从教”也好，人才遴选的大门向领导闭合也罢，说到底，都是指向“去行政化”的增量进步。通过规则重构，来确立良性的价值引导，让官员与学者不再“符号叠加”，政学不复在教育领域“枝蔓缠绕”，高校的官僚化烙印会淡去，与此对应的，是人文格调的循序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