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来，龙江河突发环境事件引起广泛关注，严重影响沿江群众特别是柳州等下游群众的生活生产。对此，我谨代表河池市人民政府诚恳接受社会公众的批评，并向龙江下游群众和社会公众表示最真诚的道歉！”1日下午，在广西河池市龙江河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工作新闻发布会上，河池市市长何辛幸正式向公众作出道歉。（《中国青年报》2月2日）
   “在龙江河镉污染事件发生后的第16天，公众终于等来了何辛幸市长的正式道歉。”这是报道中的原话，其意是何市长的道歉来得迟了点，老百姓早就等不及了。
    河池市出现了这么严重的镉污染事件，给龙江河沿岸环境造成如此大的危害，还危及到了下游的柳江，作为当地最高行政长官的市长自然难辞其咎，理应第一时间向公众致歉并承担相应的责任。我不理解，在官员道歉渐趋常态化的当下，为何河池市长迟迟不肯道歉。是放不下身段？还是上级领导没对其施压？抑或顾虑由此带来的政治和法律责任，不得而知。
   “道歉既不伤害道歉者，也不伤害接受道歉的人”，古罗马政治家、哲学家塞涅卡这样形容“道歉”带来的好处。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官员不习惯道歉的国度，官员一声道歉实乃缓解事态、平息民怨的最有效的公关方式之一。但检视中国官员这些年来的道歉史发现，但凡辖区内出现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官员总能不失时机马上道歉，而但凡出现重大的公共事件时，官员总不肯在第一时间出面道歉，即使道歉，也要在措辞、时机、场合及姿态上考虑拿捏再三，唯恐有失。
    此种情形说明了什么？
    一是官员道歉没有形成制度化。官员愿不愿道歉，在我们这里还是基于道德自觉，不管道歉与否，均不影响问责结果。即便道歉，也是迫于舆论压力所为，而非遵循某项制度规章不得不为。因此说，官员道歉只关乎私德，仍处于自发与非制度化阶段。
   二是道歉主体不明晰。辖区内出现重大公共事件，到底该由谁出面道歉，是由分管的副职，抑或是部门领导，还是一地的最高行政长官，甚至是一地的党委一把手出面道歉，并没相关规定可循。如三亚出现宰客事件，是由三亚市委书记出面道歉；河池出现镉污染事件，是由市长出面致歉。
    三是官员怕道歉后承担不起解决实际问题的责任。要让公众接受道歉，官员必须作出解决问题的承诺。一诺重千金，如果承诺落空，不要说市长的威信，就是政府的声誉也会一落千丈。
    综上所述，制定并完善对失职官员的问责机制固然重要，事故发生后，尽快明确道歉的主体、道歉的时限及道歉后的问责措施同样不可或缺。

王学进 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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