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嘉

    深圳市政协委员、深圳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唐泰来9日提交了一份提案，建议通过大力度拆违行动，增加外来人口的居住成本，让他们“无地可住而不得不离开”。提案透露，近几年深圳检察机关办理的刑事案件中总数超过2万人，其中80%左右是外来人口所为，“要限制外来人口犯罪，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控制外来人口总量。”提案强调采取措施让外来人员离开深圳，具体建议是设置生存环境壁垒，建立“外来人口间接过滤机制”。（《南方都市报》1月10日）
    提案是政协委员的个人意见，不过，限制外地人的观点并非唐泰来一家之言，且不说这份提案参考了上海法院的《1997-2006外来人员犯罪情况分析及预防》的论文，单是在深圳，类似的举措也不鲜见。去年大运会前夕，深圳就清出8万余名“治安高危人员”。
    三十多年前，深圳还是边陲渔村，成为经济特区后，大量外来人口流动聚集于此，才逐步发展为今天的新型现代化城市，试问深圳又有几个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呢？外来血统的城市公然排外，有些“数典忘祖”。而没有外来人口的深圳会如何？都不用长远来计算其后遗症，再过一个月，如果那些春节回家过年的外来务工人员不回深圳，当地公司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就要抱怨人手不够、开不了工、出不了货了。影响到经济发展，政府官员也会着急。
    人是有温度的有血气的高等级生命，而不仅仅创造GDP的工具，甚至有时还不那么听话。把形形色色的人管好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有一种观点认为，我国长期以来并没有出现像印度一样的城市贫民区，其中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外来务工人员大多来自农村，他们有自己承包的农田，因此也不存在所谓的“失业”，在城市找不到工作，实在过不下去了，大不了就回农村去劳动，没有必要聚集在城市边缘过那种贫居闹市无人问的日子。必须正视的一点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不少农民失去了土地，被迫来到城市打工，如果他们在城里呆不下去，也回不了农村。
    城市贫民和社会游民的超负荷当然不是城市之福，但城市在享受外来人口带来好处的同时，必须承担随之而来的负面影响，首当其冲的是各种治安隐患。不是说违章建筑不该拆，但“增加外来人口的居住成本”这种管理思维有问题，那些居住成本低廉、外来人员密集的棚户区被拆除后，流动人口有可能自动或被动地离开城市，但没有更好地方可去的流民有可能依然留在城市，且遍布城市各个角落。本来外来人口集聚在某一地区更容易管理，分散之后，恐将造成更广泛的治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