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钦

    重庆警方透露，他们抓获了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扒手，偷钱包后，该小偷总是将证件等物品寄还给失主，自称是“知识分子”，要“文明作案”。（《重庆晚报》5月1日）
    不知道对这样的扒手，警方会怎么处理，但从各大网站的新闻跟帖里，却分明读出了网友对他的“欣赏”，什么“盗亦有道”、“有职业道德的小偷”，甚至有人称他是“有道德血液的侠盗”。
    我们堵不住偷盗行为的猖獗，就在潜意识里认可了这些行为的存在，然后退而求其次，只要小偷在作案之后，退回我们的证件，就觉得这是难能可贵的“品质”，甚至可抵消他们所犯下的罪行。但是，这样可以吗？显然不行。如果一件事，从一开始起出发点就是错的，那不论是以什么方式施行，其实都掩盖不了其中的恶。
    只是，我们为什么这么容易原谅一个小偷？这让我注意到，网友的称赞里，常常都有着前置的比较对象。简而言之，他们对“盗亦有道”的认可，是在和“食品无道”、“药品无道”等现象进行比较之后发出的感叹。当越来越多的行业失去了职业道德的规范和约束，让我们经历了各种生理、心理和经济的损失之后，突然出现一个“文明作案”的小偷，那即使他让我们损失了钱财，却也还留给了我们一些心理上的慰藉，这一点慰藉，无疑就会被放大了。
    小偷只要寄回了证件，就是有“道德血液”；食品造假者以次充好只要是吃不死人，就可以原谅；医生只要能治好病，那拿点药品回扣、红包也正常……这样的现实，到底是公众太容易获得满足，还是社会管理者应该觉得羞耻和悲哀呢？构建一个社会正常的道德标准，显然不能只是告诉公众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关键还在于社会管理者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惩戒错的，同时彰显对的。
    当一个一次作案盗窃上千元的小偷，还能被称为“有道”，这其实已经给我们敲响了警钟：社会的道德底线已经到了退无可退的地步，再放纵一步，就是可怕的沉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