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苏轼努力一生的过程和结果

王尚文

苏东坡是诗人，写了很多不朽的作品，他的生活、生命本身也是诗，而且是更动人、更伟大的诗篇。对于千百年来的读者来说，苏东坡，不仅是他的名字，还意味着一种人生态度，指代着别样的人生观、价值观，给人无尽的有益启示。

“苏东坡”，苏轼努力一生的

过程和结果

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苏东坡终于踏上了北归之路。当时心情，请看下面这两首律诗名作。第一首是《儋耳》：

霹雳收威暮雨开，独凭栏槛倚崔嵬。

垂天雌霓云端下，快意雄风海上来。

野老已歌丰岁语，除书欲放逐臣回。

残年饱饭东坡老，一壑能专万事灰。

能够走出瘴疠之地，北归与家人团聚，当然高兴；但是他已六十六岁高龄了!“倚崔嵬”和“万事灰”看似矛盾，实际上却是统一的，统一于东坡当时真实的心情，如果还一味兴奋，踌躇满志，那就不是此时真实的苏东坡了。北归途中，他写信给弟弟子由说：“兄万一有稍起之命，便具所苦疾状力辞之，与迨、过闭户治田养性而已。”看来他确实已下了彻底离开官场的最后决心。

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

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

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面对过去七年的生活，他感到了战胜丑恶、战胜灾难的喜悦。他依旧那么幽默自信，乐观开朗!他的这段经历，可谓人间奇迹；他这个人，可谓上天赐给人间的特殊创造！颔联，王文诰认为对句“公自谓也”，这没问题；但说出句“问章惇也”，似乎就有商榷的余地：东坡“九死南荒”，章惇虽然与有力焉，但仅归罪于章一人，也不完全符合实际，似乎低估了东坡的襟怀。关于颈联，有一苏诗选本解释道：“这两句意思是自己徒然有孔子当年乘桴远游的意味，但没有孔子那样的学问，只是粗通汉族的礼乐文化罢了。”其实，题目中有“渡海”一词，联系《论语·公冶长》“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庄子·天运》：黄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说的是自己已渡过琼州海峡回来了，不可能再“乘桴浮于海”了。“粗识”句讲的是诗人在岭外生活期间，对于“洞庭之野”的“轩辕之乐”，多少已有些认识。这里的“轩辕之乐”，并非“代指中原文化”，而是指海南地方文化，表达了他对海南的留恋。他曾有句云“桑下岂无三宿恋”，何况在海南他已生活了七年之久。如果是代指中原文化，饱读经书、蜚声天下的苏东坡似乎又谦虚过头了，而且句意也完全游离于整首诗之外。

《苕溪渔隐丛话》谓：

吕丞相《跋杜子美年谱》云：“考其笔力，少而锐，壮而肆，老而严，非妙于文章，不足以至此。”余观东坡自南迁以后，诗全类子美夔州以后诗，正所谓“老而严”者也。子由云：“东坡谪居儋耳，独喜为诗，精炼华妙，不见老人衰惫之气。”鲁直亦云：“东坡岭外文字，读之使人耳目聪明，如清风自外来也。”观二公之言如此，则余非过论矣。

北宋有好几位吕姓丞相，此吕乃皇祐、至和年间之吕蒙正也。中华书局《苏轼诗集》收东坡谪居儋耳至北归前诗作，自《上元夜过赴儋首召，独坐有感》至《书堂屿》两年间共一百一十余首，虽不能说篇篇佳作，但“不见老人衰惫之气”，读之“如清风自外来也”，确非虚语。东坡动身赴儋时，已六十有二，如今似不算老，但在九百多年前的当时，这个年龄的老人可能并不太多，至于衰惫之气更是难免。况且儋耳当年是个“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的地方，难望生还。特别是对国家对百姓，自己只有一片忠诚，有何错？有何罪？凭什么要被发配这样的蛮荒瘴疠之地？怨愤之情，不平之气，在所难免；换作别人，由此而信仰坍塌，精神崩溃，也不是不可理解。

从他这段时间的诗作看，却不但不见衰疲之气，而且不只是“老而严”而已，也不缺少年的清新锐气，中年的自由放达。在儋耳，东坡把自己的精神世界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苏东坡”是苏轼一生努力的过程和结果。这次重读东坡，看到他在湖州任上被捕时惊慌失措的样子：

（当朝廷派来抓捕的官兵）径入州厅，具靴袍秉笏立庭下，二台卒夹侍，白衣青巾，顾盼狞恶，人心汹汹不可测。轼恐，不敢出，谋之无颇。无颇云：“事至此，无可奈何，须出见之。”轼议所以为服，自以当得罪，不可以朝服。无颇云：“未知罪名，当以朝服见也。”轼亦具靴袍秉笏立庭下。无颇与职官皆小帻列轼后。

他是事先已得到可靠信息的呀！特别是途中狱里又曾先后两次试图自杀，心里突然冒出了这样的想法：这很不“苏东坡”呀！“很不‘苏东坡’”？是的！

多年来，苏东坡在我的心目里几乎就是豁达，潇洒、淡定、幽默的化身，事到临头，又怎么会如此“惊慌失措”呢？后来怎么又会不止一次产生自寻短见的念头呢？于是又冒出另一个有点离奇的想法：由苏轼而“苏东坡”有一个成长、发展的过程，这时苏轼还不是“苏东坡”，更别说事实上苏轼自号“东坡居士”确实是在此之后的事情。“苏东坡”是苏轼毕生追求、塑造的过程，是苏轼越来越“苏东坡”的过程。其实在自号“东坡居士”之前，苏轼身上已有“苏东坡”的影子，而且就在这次被捕过程中也已经有所表现，不能把苏轼与“苏东坡”完全分开，看成互不相干的两个人。据东坡自己回忆：

昔年过洛，见李公简言：“真宗既东封，访天下隐者，得杞人杨朴，能诗。及召对，自言不能。上问：‘临行有人作诗送卿否？’朴曰：‘惟臣妾有一首云：更休落魄耽杯酒，且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上大笑，放还山。”余在湖州，坐作诗追赴诏狱。妻子送余出门，皆哭。无以语之，顾语妻曰：“独不能如扬子云处士妻作诗送我乎？”妻子不觉失笑，余乃出。

在如此时刻尚能幽默如此，这不就是一个活脱脱的苏东坡吗?苏轼和“苏东坡”就这么相处在一起，一步一步走向了完全的“苏东坡”。

他是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公历1101年8月24日）去世的，二十五日已自知“有不起之忧”，但在该日给僧人也是老友惟琳的短信中说：“然生死亦细故耳，无足道者。”说“无足道者”易，真以为“无足道者”难，尤其是在真正面对死神的时刻。后在临终前于《答径山琳长老》结尾说“平生知罗什，神咒真浪出”。自注云：“昔鸠摩罗什病亟，出西域神咒，三番令弟子诵以免难，不及事而终。”东坡临终时，“琳叩耳大声曰：‘端明勿忘西方。’曰：‘西方不无，但个里著力不得。’语毕而终”。即使东坡真信所谓鸠摩罗什“神咒”的神奇功效，他也一定不愿以此来干扰关于生死的自然安排；他愿意听其自然。在这一点上，是不是可以说东坡的境界高出于鸠摩罗什？鸠摩罗什临终试图自救，乞灵于所谓“神咒”，固无可非议，苏东坡则始终一任自然，似更不易！苏轼升华为苏东坡到此有了一个完满的结果。我敬重鸠摩罗什，我更佩服东坡。

生死之际的表现，往往最能看出一个人对生命、对人生的真实态度和他的本来面目。“生死亦细故耳”，东坡平日也曾多次提及，从其临终表现看，这的的确确是他的心里话。可以断然肯定的是，在自知将不起的短短几天里，他一定在回忆、反思自己的一生，由于他始终坚守人道思想，无愧于天，无愧于地，无怍于人，也无怍于己，我觉得他内心一定是平静而又安详的。至于一生穷达，我想起了他在《和陶拟古九首》其二中的四句：“昔我未尝达，今者亦安穷。穷达不到处，我在阿堵中。”何谓“穷达不到处，我在阿堵中”？就是我处在不计较自身穷达的境界里。那么他无所计较了吗？那也不是，他计较的始终是能否真正把人当人。“东坡老人在昌化，尝负大瓢行歌于田间。”这里东坡“负大瓢行歌于田间”，与后来“先生自海外还，至赣上，寓居水南，日过郡城，携一药囊，遇有疾者，必为发药，并疏方示之”，所写都是最苏东坡的形象，自然而然地表现出对人的尊重、关爱、体贴，洋溢着“人”的气息，焕发出“人”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