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与民国时期语文教育的真实差距

唐晓敏

　    近年来，民国时期的几套《国语》教材引起人们的关注并博得好感。这几套教材，比当下的语文课本确实好一点儿，但这些教材，实际上与当下的《语文》小异而大同：都是以白话文为主，其内在的思想都是“工具论”，而且，这两个时期的语文教材的编写，也都是叶圣陶主导的。今天，我们因为自己的语文教材很糟糕，语文教育很糟糕，就对民国时期的有了过多的好感，而实际上，民国时期的国文教材和当时的整个的语文教育一起，也如同现在一样，一直受到批评。陶行知就批评说，这类国文教科书“用零碎的文字做中心，每课教几个字，传授一点零碎的知识。学生读了一课，便以为完了，再也没有进一步追求之引导。”夏丏尊说：“无论如何设法，学生文字的国文成绩总不见有显著的进步，因了语法、作文法等的帮助，学生文字在结构上形式上，虽已大概勉强通得过去，但内容总仍是简单空虚。”而到了40年代，连叶圣陶也不得不承认语文教学成绩低下，说道：“他科教学的成绩虽然不见得优良，总还有些平常的成绩；国文教学却不在成绩优良还是平常，而在成绩到底有没有。……这并不是说现在学生的国文程度低落到不成样子的地步了，像一些感叹家所想的那样，而是说现在学生能够看书，能够作文，都是他们自己在暗中摸索，渐渐达到的；他们没有从国文课程得到多少帮助，他们能看能作，当然不能算是国文教学的成绩。”

民国时期的学校语文教育，也是不成功的。不过，那时的家庭教育却有可取之处，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学校语文教学的不足。

民国时期，许多家庭是“有文化”的，许多孩子在童年时是在家庭里接受了古典的熏陶，有了语文功底。如语言学家赵元任童年时，和哥哥、姐姐一起读古诗。后来他回忆说：“我念的是《唐诗三百首》。我哥哥跟姊姊们另外还念《千家诗》跟别的诗集。可是我们家里念诗，我就是没念也渐渐地背得出来了。因为我们在家里念诗也像白天在书房里似地大家同时哇喇哇喇地你念你的我念我的。有时候我停下来就听见他们念的东西。我顶记得他们念的吴伟业的《圆圆曲》，我连字都没有看见已经背下来了。还有白居易的《长恨歌》，他们比我们先念，赶到我起头儿念到《长恨歌》的时候都已经听得半熟了。” 当时有文化的家庭里，子女甚至是不识字，也可能得到这种古典文化的熏陶。王蒙曾讲，有一次金庸问他：“《红楼梦》里的丫头，如鸳鸯，这些不太有学问的人，随口讲一些诗词、酒令，讲得那么好，这可不可能？”他这样回答：“中国人过去经常背诵诗词，甚至有一些文盲也背诵。比如我的外祖母，她基本上是文盲，《千家诗》、《唐诗三百首》她都背得出，还有什么“打起黄莺儿，莫叫枝上啼”她也知道。《红楼梦》里的诗她都知道，如那个赠帕题诗之类。我的外祖母是河北沧州人，所以她用沧州土话背，完全会背。她没有文化，没上过学，也不识字，但是从小给她教，她也完全可能会。

现在的问题是，民国时期那种有文化的家庭是越来越少了。而家庭教育，也不再是一种独立的教育，不再是对学校教育的一种纠正，倒是绑在学校教育的“战车”上，只是督促孩子学习那些学校所让学的东西。民国时期的朱光潜讲，他从六岁到十四岁，在家里接受古典的训练，读过而且大半背诵过四书五经，他还说到，幼时全读的是《书经》、《左传》，《诗经》没正式地读，家塾里有人常在读，他听了多遍，就能成诵大半。今天的孩子，哪个能够通过父母诵读《诗经》，听了多遍而“成诵大半”呢？不过，这也怪不得家长。今天的家长，就算自己完全理解《诗经》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值得孩子背诵，但谁能够在家里大声朗读《诗经》呢？这是对孩子学习的“干扰”啊。家长们尽管不认同，也必须让自己的孩子按小学语 文老师的要求，每个生字写300遍，并且辅导孩子，用“玻璃”的“玻”和“璃”，各自组成5个“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