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抚养费，不能成为一笔糊涂账

王传涛

学者杨支柱因生二胎被取消公职，并罚款24万余元。他称，计生罚款以前直接叫超生罚款，入世后改成“社会抚养费”。根据9省市超生罚款的平均数，全国31个省市每年征收的超生罚款可高达279亿元。其中大城市将该收入上缴财政，而地方则分配混乱，部分罚款去向成谜。（中国广播网 5月2日）

当年的超生罚款，自2002年变成了“动听”又“时髦”的社会抚养费。只是，名字虽然悦耳了不少，由罚款变成了收费，可两者在本质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都是计划生育政策对超生家庭的经济处罚；地方政府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都没有明确的用途与去向，既和“社会”关系不大，也和“抚养”没有直接关系。针对社会抚养费去向的问题，“超生教授”杨支柱的一席话，再次引发了公众对于社会抚养费的种种追问。

事实上，超生罚款远远不止279亿。2011年4月29日，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通过人民网与网友交流时称，全国无户籍人员大约1300万人，占全国总人口1％，大部分是因超生未上户口的人员。有网友根据这一数据推算，认为即使按保守水平每名超生儿须缴2万元计，根据相关法规收取的社会抚养费总数就高达2600亿元。如果弄不明白这些钱的去向，则意味着在计生系统内，有一个巨大的黑洞在蚕食着公众的权益，破坏着社会的不公。

中央诸部委连三公消费都公布了，社会抚养费仍然是一笔糊涂账，这不免让人感觉遗憾。社会抚养费的收入理由是，“调节自然资源的利用和保护环境，适当补偿政府的社会事业公共投入”。言外之意是，超生儿占用了大量社会公共资源。但是实际上，在人口拐点到来之后，超生儿意味创造人口红利，不仅不代表占用社会公共资源，反而可能创造更多的社会资源。征收社会抚养费，就现在而言，也就失去了基本的理论依据。

除此之外，社会抚养费的征收与使用也问题多多。2002年颁布的《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虽然对对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对象、征收标准、征收主体都做出了规定，但对费用的管理和使用，只是规定应该纳入财政预算管理，收入全部缴入地方财政，而上缴的社会抚养费如何使用，则由各地方政府自行规定，这给了地方政府很大的自主性。最突出的问题有两个：其一，既然是社会抚养费，这部分资金真的用于补偿政府的社会事业了吗？其二，既然是社会抚养费，为何在给地方政府以很大的自主权（包括定价权和使用权）的前提下又拒绝公开透明，以至于乱象越来越多，民怨和质疑之声也越积越多。

不可否认，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超生罚款与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在降低生育率、控制人口增长方面的确曾经发挥过积极作用。但时过境迁，我国因人口增长停滞和人口结构严重失衡而带来的“老龄化”、“用工荒”等社会问题已经越来越严重，征收社会抚养费是否还具备10年之前的合法性正当性，就变成了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社会抚养费收入可观，可拒绝公开透明，又失于监管，腐败自然难以避免。关注超生罚款去向，事关打造财政透明、行政透明的进程，事关社会矛盾的缓和与激化，事关计生部门与整个政府的公信力。对于公众而言，收费也好，罚款也罢，都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政府部门对于收取的款项既拒绝用于公共事业，又拒绝公开款项去向。透明是最好的防腐剂，对没有透明公开的社会抚养费，公众有权利追问款项的下落，而不应该让其成为一笔糊涂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