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坛反腐打黑永远没有“最后的审判”

王传涛

4月24日，被控受贿罪的原中国足协副主席谢亚龙将在丹东受审。媒体援引消息人士说法称其受贿金额约为170万元，其最终获刑时间应该在13年左右。南勇、申思、祁宏等人将在25日受审。本轮审理开庭，也标志着历时两年多的足坛反腐窝案终于要迎来“大结局”。（中国新闻网4月24日）

“达摩克利斯之剑”就要完全落下。在四大黑哨被宣判之后两个月，足坛领域“最后的大佬”谢亚龙、南勇也终于受审。公众对于此次审判已经期待了许久，虽然关于量刑，许多媒体已经有了较有准确的预测，但是司法最后的审判还是牵动着无数球迷的神经。在某种意义上，这意味着历时两年多的足坛反腐窝案迎来了“最后的审判”，人们希望在反腐打黑之后，中国足坛能够唤来涅槃重生。

但是，笔者对“最后的审判”、“大结局”这样的字眼并不感冒，也并不认同。首先，我们对于足球“最后的审判”这样的字眼听了太多太多，以至于有了一些审美疲劳。再者，中国足球需要大环境的改变，而非审判几个黑哨、几个贪官、几个踢假球的球员就能“万事大吉”，谁也无法预知，在未来的某一年之中，中国足球就不会出现第二个一边给球员们念“抗日救国死”、一边将中国女足失败的根源归咎于叉腰肌、一边在背后里大把大把收银票的足协副主协。因此，中国足球的“重生”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之中，司法机关对足坛的反腐打黑就不应该有“最后的审判”和“大结局”。

我国的体育管理模式为“管办不分”。既中国足球协会这个本应该是民间协会的组织被权力机关牢牢把握着。而中国足协的主席，一般也是有国家体育局官员兼任，就是副主席如谢正龙、南勇和韦迪者，也都是官员出身，不仅有行政级别，而且官腔十足。李承鹏曾无数次发问，一个不会颠球的官员，怎么可以管理中国足球？因此，中国足球的管理模式并不是纯粹的，其中有太多太多从属于权力的东西。而权力这个东西，一旦缺少监管，就必然会出现腐败。谢亚龙也好，南勇也罢，也仅仅是官办足球体制之下出现的一些“匆匆过客”。在那样一个环境下，出现腐败是必然，而腐败官员是叫谢亚龙还是叫南勇都是偶然。体制坏了，体制内的坏人也就多了。

中国足球的管办不分模式，现在似乎看到了解决的希望。在2月份，中国足球协会召开了新一期的“足代会”。足代会通过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议案——中国足球管办分离。看来，管办不分作为中国足球的病根之一已经被足球圈发现，并且正在努力改革。尽管前景不可预知，但这毕竟表明中国足球已经看到了自身体制的不足。话又说回来，倘若中国足球管办不分、官办色彩浓重的土壤一天不改变，体制沉疴就会永远存在。行政足球、行政体育只会让足球变味，而足球圈里的权力腐败就会如影随行。

再进一步说，即便“管”与“办”真的有幸分了家，民间组织管理足球也不是没有腐败可言。意甲联赛经营了一百多年，可还是在2006年出现了“电话门事件”，尤文图斯这样的豪门球队还是被罚降级。因此，对于足球管理而言，足坛领域中的反腐打黑永远没有“大结局”，不应该有“最后的审判”，正如其他领域的反腐永远没有终点。

除了反腐打黑的弦不能松之外，公众与球迷们对于足球的监督也十分必要。没有公众与球迷们的监督，足坛打黑就可能表现得像“运动”一样，至于结果也只可能是缓解一时之痛。中国足球只有公开透明、主动接受监督，并且将法制管理常态化，中国足球的大环境才可能发生根本改变，中国足球获得重生才会变成一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