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销街道办事处不是目的只是手段

王传涛

民政部基层政权司副司长王金华表示，中国城市的管理层次较多，街道办居委会行政化严重，未实现了解基层民意、化解基层矛盾等功能。安徽铜陵已全面撤销街道办，如评估效果良好，将在全国推广。（《京华时报》 9月5日）

街道办事处，好比是城市中的镇政府；居委会，好比于城市中的行政村。长期以来，省（直辖市或自治区）、市、区、街道办、居委会共同构成了我国城市行政体制中的主要环节。习惯成自然，当听到民政部基层政权司副司长王金华说到“撤销街道办是改革趋势”时，许多百姓还不能理解其中的喻义：撤销街道办之后，行政权力将有怎样的变化？对于市民生活而言，又有着怎样的影响？

一个常识曾经被反复重申：行政级别越多，行政效率就会越低，人浮于事还会造成财政压力。那么，当下而言，我国各城市的街道办到底充当了一个什么样的行政角色呢？王金华说，中国城市的管理层次比较多，一个市就有市、区、街道、社区四级，市、区里布置下来的任务，街道转手开个会，再布置给社区，街道起的只是个“二传手”的作用。说得通俗一点就是，在街道办事处里，老百姓找不到自己的“父母官”，而街道办事处的官员们也找不到所谓的“子民”。街道办没有区县职能部门的职能，也没有服务百姓的功能，它的存在只证明了权力的管理作用。

对于社区或居委会而言，街道办事处的存在，相当于在自己与区政府、市政府之间多加了一个中间权力。街道办既不可能下到基层按照上级指示落实种种任务，也不可能为市民办成实事，相反还会因为“上传下达”的功能容易让居委会或社区变成了街道办下的一个“小衙门”。与老百姓生活关系巨大的社区与居委会也就有了扩张权力、重于管理的趋势。权力要扩张，权利就是收缩；管理一旦加强，服务功能就会削弱。

站在未来的社会发展的趋势角度说，社会自治是大势所趋。这需要行政管理逐渐放权，也需要基层政权更加民主，更需要市民慢慢具备“公民意识”。社会自治，曾经作为“清末新政”的重要内容实施过，不过，这一点早已被我们遗忘。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近日在《人民论坛》撰文提出，“社会自治是人民群众对基层公共事务的自我管理，是一种非政府行为，是基层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社会管理与社会自治是社会治理的两种基本形式，是一体之两翼。对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和良好的社会治理而言，两者相辅相成，不可或缺。”一言以蔽之，实现社会自治，既能扩大民主，也能减少行政成本，实现自治就是社会的发展进步。

本质的问题在于，放权不等于撤销机构，撤销了机构也不等于放权。如果在撤销了街道办事处之后，居委会与社区每天还都要面临大量的“红头文件”要处理，居委会与社区相信也不会在短时间内成为社会自治的重要载体。相反，还可能会成为缩小版的街道办事处。效果也无非是，之前街道办事处的行政权力被分割到了每一个居委会或社区上面，他们变成了新的权力机构。

必须要明确，撤销街道办事处不是目的，只是手段，放权并帮助整个社会实现自治才是最终的目的。如其不然，强权管理仍然会彪悍的存在，市民自治也将只是个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