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遇难的普通公民立碑是最好的反思

王传涛

“生命需要尊重，亲人需要寄托，教训需要铭记，耻辱需要永志。”知名法律学者、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昨日在搜狐微博上发出呼吁，为“7·23”动车追尾事故与遇难者建立纪念碑，随后此倡议被转到各大微博与论坛，得到了近万网友的支持。关于建议建纪念碑的倡议发出后，知名评论人五岳散人、学者吴祚来、名记简光洲、作家傅国涌等都转发表示支持。（《新快报》 7月26日）

灾难过后，有人想将车体残骸进行掩埋，有人却想将车体残骸立做警钟或纪念碑——这应该是判断一个社会的重心是否真正向下最主要标准。遗憾的是，我们的铁路救援选择了前者，而且，铁道部门的发言人说“他们是为了更好的开展救援，至少我信了”。

我注意到这样一个镜头，25日晚，温州市世纪广场举行群众悼念“7·23”动车追尾事故遇难者活动，群众自发聚集在一起，点燃蜡烛和放飞孔明灯，向遇难者祈祷。应该说，在他们面前，或是在事发现场，我们真得缺少一个纪念碑。一个用来纪念死者、铭记历史、警钟长鸣的纪念碑。而不是让市民在广场上集合在表达祈祷与悲伤之情时，连些痕迹都找不到。

苦难需要铭记，教训需要总结。事发现场至少不应该急于打扫干净。保留现场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找到原因，是为了不出现“忘切的纪念”。对于此种现象，艺人伊能静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法国飞机失事，残骸数年没有清理。即使一小片残骸也会查清楚如何断裂、切割面怎么形成，瞬间的撞击力、撞击距离等等，并用电脑模拟还原失事现场，以防止下一次悲剧的发生。”

对于车体残骸与事故现场的处理方式，或许已经决定了我们这个民族的健忘水平。或许，在几年之后，当人们再次提起这次事故，只能从网络或报纸上进行追忆了。在事发现场，很可能是一片欣欣向荣、枝繁叶茂的新景观。为了反思，为了总结，这里需要一座纪念碑。

把每一位遇难者的名字都刻在纪念碑上，是我们对逝者表达祈祷的最好方式。在生命安全面前，没有一件东西的重要性、崇高性可以与之相比。39位遇难者，在一个比拼速度的时代，为这个时代的提速付出了代价。对于此，整个国家、整个社会都需要铭记住这些无辜又伟大的生命个体，都需要表达出一个服务型社会对纳税人的起码尊重。

立碑不是什么难事。关键要看我们对于灾难的处理态度。如果是掩耳盗铃，粉饰太平，则灾难很快就会消失；如果是本着对生命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则灾难就会被铭记。立碑的作用就在于铭记，如同南京大屠杀纪念碑，如同唐山大地震纪念碑。

德国社会学者贝克曾提出了一个“风险社会”的概念：在后工业化的时代，人类正在步入一个“风险社会”。虽然在速度和便捷的程度上，现代文明确实超过了以往时代，但是，如果不对我们所使用的工具进行系统而严谨的排查，则人人都可能处于风险之中。电梯、动车、汽车，都有可能成为杀人工具。在动车追尾事故事发现场立纪念碑的意义在于，让世人尤其是铁道官方对“风险社会”保持一种清醒的认识，在最大程度上规避公众所面临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