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故宫开始，让那些“紫禁城”不再神秘

王传涛

5月25日，北京大学三名博士向财政部递交申请，要求故宫公开2008年至2010年的门票收入和使用情况。该申请表示，故宫虽不属于行政机关，但作为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事业单位，应参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履行信息公开义务。故宫方面回应称正进行研究。（《新京报》5月26日）

不是所有的学人，都拥有主动向故宫申请监督权和知情权的学力、学识与学养。宁愿选择过犬儒式的生活，也不愿为公民社会的进步成长作一丝贡献，已经成为许多知识分子的共同信仰，即便是一些著名大学的著名教授。基于此，我必须向三位博士致以诚挚的敬意。这种敬意，是作为市民的我向作为公民的三位博士从心底里发出的佩服之意。

故宫这些天是比较狼狈的。被盗、错别字、私人会所，三桩大事让故宫成为5月份最炙手可热的新闻焦点。许多人认为故宫的“祸不单行”是偶然因素所致，是到了“喝凉水都塞牙”的那个时候了。实则不然。一个既吃财政拨款，又能开张营业赚取“门票经济”的公共事业单位，如果没有与正在成长壮大的公民意识、公民社会保持同步前进，出现这样那样的管理问题，就是一种必然。这种必然，和之前故宫传出的种种丑闻（“星巴克咖啡”、“一碗面20元”），如出一辙。

一个丑闻不断事业单位，必然在运行制度上存在着严重的弊病。这个弊病，具体到三桩丑闻中就是：其一，守着我国最大、最珍贵的历史博物馆，安保水平很落后，一个瘦小的80后就可以在故宫中平步青云可以说明，这个安保水平“水”；其二，既没文化，还没服务精神，“捍”与“撼”之间首先是错字的问题，但还是一个服务意识高低的问题，只有喜欢撼这撼那的事业单位才喜欢用这样的强力动词，而不是像“捍”那样侧重于要尽的义务；其三，私人会所，是特权占据公共资源的标本，仿佛我们看到了故宫博物院就成了皇宫或紫禁城——只有权贵可以进，平民不可以进。

这三处傲慢，其实可以归为一点：故宫还是一个宫，它还是那个紫禁城，至少，它的管理模式仍然停留于100年之前的水平上。虽然溥仪同学在1924年就彻底走出了故宫，但故宫大家庭式的管理模式却一直沿用到现在。现在的故宫，需要公共财政拨款（像英国的白金汉宫），还搞着门票经济（又强于白金汉宫），故宫的账本，百姓一点也不知道。显然，这比一些地方政府还傲慢。北京政府和78家部委都晒出了自己的账本，故宫也该进步一回了。

故宫已经不再是皇宫。它是一个具有公共财政供给的，寄托着全国人民怀旧情节和古典精神的博物院。再确切一点，故宫是一个现代政治语境下的公共机构，它的一举一动，它入账和花的每一分钱，都应该晒在阳光之下。无论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还是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有“要让人民看到政府花的每一分钱”的精神。现在的政府机构以及事业单位更不能成为宫，成为宫也要成为符合现代政府文明的白金汉宫、白宫或克里姆林宫，而不能成为明清时代的紫禁城。

这里的紫禁城，也包括其他一些不喜欢公开账本的行政事业单位。那些和故宫一样傲慢、一样习惯于的“撼这撼那”的事业单位与行政机构，都应该公布自己的财政预算和收支情况。有营业性质的，还要公开其营业情况与利润使用情况。让我们从故宫公开门票收入和使用情况开始，让所有有宫的意识和概念的行政事业单位慢慢消除自身的神秘之感，从而为现代文明搭建起一个良性平台，让全国人民有权利去关心关爱所有的行政事业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