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警讨薪”当给我们“特殊的警醒”

王传涛

近日，重庆公安局刑警总队一名负责人偶遇工地保安追打讨薪民工，亮明身份制止却遭围殴。重庆江北区警方连夜调查，抓获黑包工头俞某及其20余名打手。目前，已有67名农民工领到了被拖欠的81万余元工资。重庆警方为民工讨薪赢得了网络一片赞叹。但也有网友认为，靠特警为民工讨薪，显示了法律的缺位。（《南方日报》 5月6日）

“特警讨薪”成功之处在于，既帮助农民工讨回了薪水，又抓获了20余名打手，维护了社会治安，可谓“一举两得”。然而，纠结的现实却是，“特警讨薪”的代价在于农民工们被打得受了伤——如果每一次的讨薪时都需要先被打伤，后靠特警解决问题的路径来进行，农民工即便讨薪成功，也是个十足的悲剧。

薪何以用个“讨”字？薪水是自己用血汗换来的，是属于自己的正当权利，是权利就应该来源于天赋。然而，用乞讨的办法去解决薪水的问题，本身就说明了当下社会权利的错乱现状。“讨”字却意味着要看别人的脸色，至于人家高兴不高兴、愿意不愿意，则是另外一回事了。“讨”代表着一种被动语态，一种权利难以实现的窘境。具体到现实中，可能就表现为被老板骂、被老板打，甚至是被老板罚款、切肾等现象了。

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特警本应是执行特殊任务的，对于农民工讨薪这样的民事纠纷，基本是可以不管的。管了，当了更好。不管，我们也不应该质疑人家。毕竟，特警的职能不在这片儿。讨薪问题的负责部门，最为直接的应该是地方劳动局，劳动局调解不了，那就应该诉诸法律。用法律维权，远远比用特警的拳头维权，更加理性，也更加有制度建设性。

一系列问题都需要我们去反思，为什么老板们这么习惯于不给工资，这么习惯于用暴力方式对待农民工？进一步说，那些劳动部门为什么不能对这些无德企业进行有效的监管？为什么《劳动合同法》实施之后仍然构不成足够的法律效力？这所有的问题都需要官方去回应，而不是让农民工们利用身体健康换取制度的渐进与社会的进步，更不希望出动特警来当把它当成一个特殊的任务来执行。

法制社会不是丛林社会。法制社会，就应该有个属于法制社会的规则。这个规则玩不通了，即便可以用其他领域的一些规则，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讨薪丢肾”、“拜神讨薪”、“自杀式讨薪”等极端现象，不可能都依靠特警去拿它当特殊任务。如其不然，特警应该换另外一个名字：专业讨薪大队。

“特警讨薪”除了给我们留下“特警威武”的印象之外，还给了我们一个威武的“特殊警醒”：一部《劳动合同法》远远解决不了农民工的权益问题。将《劳动合同法》落实到位，仍然需要职能部门继续努力，加强监管，积极维护农民工利益。当《时代》杂志用最高的殊荣带给“中国工人”以最高的赞誉时，我们的体制也应该及时跟进，给农民工以匹配的尊严与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