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小正》是在文字出現之前的時代，夏代百姓口頭流傳的一本農曆書。它的最早的文字版本是由孔子所搜集、整理并編纂成書的。口語流傳的歷史過程遠在孔子成書之前，應該是流傳在一個只有口語而尚未有文字的時代。這個時代可能長達數千年之久。在文字形成系統之初，並沒有人想到將其編纂成書，直到孔子發現了它，先秦的諸子百家的很多文獻都是這樣發現并編纂成書的。例如《淮南子》《呂氏春秋》等等。

所以如果現代的學者要研究遠古漢語的語音，我建議他們不要沉迷在清朝的小學家們的窠臼里。清朝小學家們的古音研究是標準的顧頡剛式的層累式的研究，從清朝沿著歷史的主線倒推到2600年前的過去。但是當語音的倒推到了《切韻》之前就遇到了大麻煩。在《切韻》成書之前除了氏族的方言以外是沒有標準的通用官話的。夏朝的內方方言、外方方言、雅言、商代借以創造甲骨文字音訓的以大邑商為地理中心的商代的方言、以夏朝雅言為基礎的西周官話實際上統統都是各自為陣的地方方言。這些地方方言在《切韻》一書中只是以糅合萬邦方言語音的混合方言形式。從時間上看它的語音材料是公元601年的雜燴的洛陽方言。《切韻》成書時距離口傳《夏小正》的時代至少已經過去了2600年。從夏代氏族方言或者說地方方言，和《切韻》之間有一條深深的漢字發音的鴻溝。在這裡語音的發音不是繼承，而是斷裂。語音鴻溝的遠古一側是三代的諸多的方言；語音鴻溝的另一側是雅言基礎上發展形成的所謂正音。

許多學者認為方言的發音是不斷變化的，這種方言語音的變化會隨著歷史進程變得面目全非。因此今天的地方方言不能用來研究遠古的漢字發音。其實方言有著極強的保守性。有夏一朝的語音按照嵩山為界，嵩山以南為內方方言，嵩山以北為外方方言。夏、商人用以創造甲骨文的夏、商方言的語音至今依然蹤跡可尋。比起2600年以前的洛陽語音雜燴，比起六朝古都的南京方言，比起北宋南北語音混雜所產生的新杭州口語，各地的方言語音變化並不大。尤其是實行市場經濟之前許多地處偏遠山區和環境閉塞的鄉間，保留了極為珍貴、原始、真實的方言語音。家庭和村落是保存方言的基本單元。這些遠古的氏族方言，繼而進化為地方方言，就是我們今天各地方言的基礎。兩者之間是有內在聯繫的，兩者之間的傳承關係也是有規可循的。

一個朝代的正音，並不取決國都的大小，或者國都人口的多少，或者外來語音的勢力強大？而是取決于那個朝代的統治者的意志。“元魏孝文時，禁其種人用代語（即禁用鮮卑語）。李沖曰‘九州之音，竟知誰是？帝之所居，即為正音’。”引自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版黃侃《文字聲韻訓詁筆記》p140歷史上，洛陽話、杭州話、南京話都曾經是當時的正音。新中國成立之後，普通話被規定為正音。其實在大禹為夏王時，內方話也曾經是夏代京畿三鄩地區的正音。這種內方的方言至今依然流行在湖北的丹江口以南遠古稱之內方地區，河南的南部除了宛西四縣之外的大別山地區也很好地保留了這種方言。至于有夏一代的外方話實際上正是夏朝廷的“正音”，今天可以在安徽省的環巢湖地區找到他們之間歷史的繼承。

夏代的文獻至今保留的是中國歷史文化的雙璧——《夏小正》和《山海經》。研究夏代的漢字的發音就只能建立在這樣兩本書的基礎上，這才是中華語音的根，這才是夏文化的根，這才是中華文化的根。研究中國遠古的語音只能從這兩本書開始，而不是從清朝小學的專著向《說文解字》和《切韻》去倒推式的尋找。這個研究方向是錯誤的，這個研究方法也是錯誤的。讓我們回到《夏小正》和《山海經》，就目前而言，這兩本書才是中國語音史的起點。

     《夏小正》語言上的第一大特點是存在大量的口語化的同音假借字。為什麼會這樣？因為初創這兩本書的時代文字太少的原因。這一特點顯然是口語時代的遺存。 在没有普通話（雅言或者官話）的年代， 既然是夏代的口傳的曆書，它就應該是夏代今湖北東部的漢江直至嵩山以南的河南南部的內方話，即夏氏族口語發音，繼而發展為夏代嵩山以北黃河以南的外方方言發音。既然是夏代的口語文獻，那麼如果它是用夏代口語流傳的韻文，其韻腳部分很可能由于魯人孔子這樣的編纂者而產生諸多變形。另一個例證是《詩經》，其中的十五國風305首西周前後的詩歌口語、聲調和韻腳一定是各有特點的。好在我們先行研究了《夏小正》。因為《夏小正》並非押韻的，所以魯人孔子的整理不會給韻腳帶來有大的變動。所以我們基本可以肯定《夏小正》的發音應該是夏代前後夏氏族的方言發音，且極有可能是以蠶桑和農業為主的內方話的發音。這在我們研究考證夏代方言和語音是非常重要的。這就引出《夏小正》成書後一個很突出的特點就是很多發音的字並非本字，而是同音假借字。一個根本的原因是《夏小正》的成書年代是在口語年代。也是一個雖有漢字但是數量遠遠不夠使用者的需要。正是因為遠古時期流傳下來的只有口語的聲音，在搜集整理時使用的文字並不是本字，很多字使用的是同音假借字來記錄本義。春秋戰國時期的類似的很多文獻都有這樣的語音現象。夏代的方言至今依然存在。我認為這些方言並非如某些學者所說已經無跡可尋或者變化太大。可能我們過于輕視了方言的頑強的生命力，它們的保守性使得它們的發音在幾千年里並無太大的變化。但是在不斷開放的社會中，方言的變化一定是有的，這就向我們的語言文字的工作者和學者們提出了一個十分緊迫的問題：搶救我們的方言，尤其是搶救我們今天依然深藏在某些偏僻地區的方言。這項本應是由國家來領導的方言搶救運動，現在只是淪落為一些學者們的業餘愛好。須知：如果中國的方言們全部或者部分地“絕種”了，那將是中華民族最大的損失。也是世界文化的最大損失。

就《夏小正》一書中的同音假借字諸如：“雁北鄉”“滌凍塗”“鞠則見”“鷄桴粥”“爽死”“剝棗栗（零）”“元駒賁”“鳴弋”“則穴（夏方言）”“越，有小旱”“越，有大旱”“采識”等等。研究之初不搞清楚這些音訓就無法找到它的原始的出處和本訓所在。這也恰恰是譯註本書的一個最關鍵的問題。

《夏小正》在語言上的第二個特點是反切。《夏小正》中有一個迄今為止歷代的專家學者們都沒有解決的難題。八月的內容有一句非常著名的“丹鳥羞白鳥”，至今未有達詁。愛好此道的學者和愛好者不妨循著我的啟發，初步嘗試一下這五個字的達詁。我想以往的學者們將其解釋為蚊子也好，螢火蟲也好都不足以記載在中華第一黃曆中的。那麼，八月裡，這五個字怎樣解釋才是貼合實際的呢？且待後文破解。

當口語的語音逐漸成熟以後，人們才開始造字，反切字是造字早期的創造。因為口語時代的發音是沒有本字的，文字初創時期文字數目也是遠遠不夠的。所以有些音節的發音需要通過兩個字的反切才能記錄下準確的發音。

可以想見，孔子采風時記錄的是文字的發音。此時漢字的文字（本字）系統已經成熟，即對應于每一個本義已經有了固定的語音表達；對應的每一個本義不僅在發音上有一整套的發言系統，同時對應的還有一整套的文字記錄。而當時的文字的載體已經由夏的玉版甲骨，商的青銅器，發展到了竹木的簡冊。

比較一下幾乎同一時代的《夏小正》和《山海經》，兩者使用的反切尋常可見，只是《山海經》中的反切字的比例稍大一些。

        《夏小正》在語言上的第三個特點是簡潔。全書據何新統計有400余字。其實《大戴禮記》的《夏小正》已經包含了部分的戴德自己的傳，所以實際上的《夏小正》總字數更要少一些。這是其一；《夏小正》中凡屬于正文的句子極少有超過六個字的。大多數語句只有2-3個字，這是其二；因為在文獻中每一句的漢字數已經不能再少，所以這一本《夏小正》是漢字文獻中最為簡潔的作品。最短的句子只有兩個字：一個是動詞，一個是名詞。例如：攝桑，季楊。這是其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