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填泉”就是用土填滿深淵使之成為平地，“墳土”就是用土堆積在一起使之成為山丘。這個說法源于遠古人類對大禹治水的思考。而最早提出這一疑問的是楚國的屈原：

《楚辭·天問》：“洪泉極深，何以填之？地方九則，何以墳之？”

這兩問是就大禹治水成功所問。如果從字面上理解確實是匪夷所思：意思是洪水匯聚的深淵，大禹是怎樣用土填滿了它們，使之成為了宜居的平地？洪水之下的多方土地，大禹是怎樣使他們墳起成為高處宜居的平原。其實大禹是沒有本事將洪泉變為平地，也無法將平地變為高山上的平原的。這裡顯示出屈原在思考大禹治水的史實時思維上的一個特點，這也是人類思維進化過程中的時代的局限性。

《史記·夏本紀》記載：“當帝堯之時，鴻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其憂。堯求能治水者……”鯀、禹氏族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登上歷史舞臺，演出了一悲一喜的一場正劇。

鯀禹父子相繼治水，方法截然不同。鯀主要採用的築堤建城堵塞水路，禹則是藉助水的流動性疏導東流入海。那個時代的中原人們已經開始認識到“天傾西北地不滿東南”的地理存在。所以《楚辭集註》說：“《書》所謂：‘決九州，距四海’…《孟子》所謂：‘禹之行水，得水之道，而行其所無事’是也。程子曰：‘今河北有鯀隄而無禹隄’亦一證矣。”但是大禹治水並非不用堵法，他在長江九江段治理彭蠡時，就採用過堵的方法。彭蠡本意是大的迴旋狀的水流。這個大的迴旋狀的水流是怎樣形成的呢？正是大禹在長江南岸築起了一道螺旋狀的水壩，從而迫使降水沿著水壩改變的方向形成迴旋進入長江北岸的彭蠡湖北湖。此舉將長江上游的水阻擋在彭蠡湖，大大減少了江水下洩的水量，從而在長江安徽段的兩岸形成大量的可耕田地和宜居土地。

屈原這兩問應該是針對大禹治理龍門山以上的黃河西河以及山西汾河流域的歷史事實。依據我的考證，當龍門山未開闢之時，黃河西河的上游有孟門山阻擋的堰塞湖（當地人稱鼎湖）和龍門山所阻擋形成的堰塞湖（後來稱之為西河漁竇）。這兩個湖是地球形成時的原生態的湖泊。由于龍門山的阻擋，山西境內的水位很高，那時的汾河實際上還不是一條河流，而是遍及山西全境的一個千島之湖。這正是屈原所謂的“洪泉極深”，在大禹治理之後它們就變成了“地方九則”。很多學者將帝堯時期的鴻水視作連綿不息的大雨所致，這是對地球的原生態不了解的緣故。鯀和大禹所面臨的洪泉是地球原生態的鴻水。

屈原以為大禹治水採用的方法是將土壤填進洪泉，將洪水溢出地面而流向別處。將低的地方填土變高，這樣由于土台高出水面人民就可以安居樂業了。這樣的填塞方式正是鯀的治水方式，而大禹採用的是疏導的方法。屈原做了完全錯誤的理解。導致這種錯誤的理解的原因是那個時代的原始思維特點所致。人們還沒有養成逆向思維的習慣，而僅僅是限于現象甚至是假象的分析。

使洪泉變為平地有兩種方法：一種是用土去填平它；一種是將洪泉的水引出流盡。使平原的墳起也有兩種方法：一種是用土堆積使其不斷增高；一種是將平原周邊的積水排盡，使平原成為臺地。屈原的理解是前一種方法，大禹治水用的是後一種方法。正如朱熹所註解的：“此間洪水氾濫，禹何用填塞而平之？九州之域，何以出其土而高之乎？”

據屈原之前的《尚書》記載：“禹行自冀州始。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於嶽陽。覃懷致功，至於衡漳”。此一役使得黃河西河兩岸以及山西境內出現了大量的宜居土地。

更為了不起的是大禹繼續治理了河南境內的黃河南河，最終出現了“百川東入海”的自然景觀：

《史記·夏本紀》：“濟河惟兗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雍沮會同，桑土既蠶，於是民得下丘居土。其土黑墳，草繇木條……”

這段記載非常經典。大禹治理了河南的南河，九河各自歸入渤海和黃海。地表的積水均匯入雷夏澤使得過去的大量沼澤地成為宜居的平地。於是乎，種桑養蠶成為一種家業，人們紛紛告別高山，移居土地。那肥沃的黑土幾乎是種什麽收什麽。

這是一段珍貴的歷史記憶：在大禹治水之後，洪泉不見了，因為它們流進了大海；原先的平原變成了高原，因為水位迅速下降了；山西境內的千島湖成為一條中分山西的河流——故名汾河，因為積水萎縮了；由于大禹劈開了伊闕和三門峽，黃河南河及其支流的水流直泄渤海和黃海。河南東南部的沼澤萎縮為一個個小的湖泊，湖邊出現宜農宜林的大量的黑土地。在禹會萬國之後，原先居住在太行山區呂梁山區的居民們紛紛告別了山林遷徙到氣候溫暖、土壤肥沃、地勢平坦的河南中東部的土地上開始了新的生活。

在考古史上有一個重要的考古現象：堯的祖居地陶寺遺址，黃帝的祖居地石峁遺址在這一時期戛然而止。顯然，他們都是大禹治水之後“下丘居土”的受益者。他們都享受了大禹創造的人類福祉。這是中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向自然宣戰，也是第一次從大自然中索取了豐厚的回報。

朱熹答曰：“禹之治水，行之而已，無事于填也。水既下流，則平土自高，而可宮可田矣。若曰必填之而后平，則是使禹復為鯀，而父子為戮矣。”

柳子（宗元）對曰：“行洪下隤，其丘乃降。烏填絕淵，然後夷于土！”《楚辭集註》

朱熹和柳宗元所批評的甚是。但是屈原著實很冤枉。因為在屈原的時代人們的思維方式就是直線的表像思維。原先的千島之湖突然變成了“地方九則”，所以一定是有人堆積了這些山丘。而不會是水退山高。原先的鴻水突然變成了平地，那就一定是有人用土填平了洪泉。而不會是水消地現。

從黃河的西河兩岸到整個山西境內，從黃河南河兩岸到九河歸入渤海和黃海。在諾大的一個地理區域內的水位總體下降，遠古的人類是無法覺察的。所以當鉅野澤漸漸萎縮為一個很小的湖泊的時候，遠古人的認識卻是湖泊里的水漏走了。當大海裡的水經年不息的流入而不見流出，遠古人認為大海和鉅野澤一樣，在它的下面有一個地漏——叫做尾閭。

由于科學的不發達，類似的疑問和思維現象在屈原的《天問》還有許多。例如：“明明暗暗，惟時何為？陰陽三合，何本何化？圜則九重，孰營度之？惟此何功，孰初作之？斡維焉系？天極焉加？八柱何當？東南何虧？九天之際，安放安屬？隈隈多有，誰知其數？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屬？列星安陳？”等等等等。

我們不必指責屈原的無知，人類思維的進化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

遠古中國人思維特點之六：相信表像，正向推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