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研究殷商甲骨文的原因，接觸了一些夏的文字；由于和網友們的交往，看到了一些有關商前文字的破解。漸漸地我發現在古文字專家很少涉及的商前文字領域里，存在著非常了不起的文字文明。我認為夏文字的系統化問世可能只是一個時間問題。當然，這個系統究竟是亦文亦圖系統，還是象甲骨文一樣的純文字系統現在遽難定論。

在殷商卜辭中有部份甲骨文和夏文字的聯繫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獨體的象形字，這說明到了殷商時代，部份的文字已經有了突破方國領域的歷史的繼承關係。夏商之間是敵對關係，但是殷商甲骨文中涉及有夏一朝的文字沒有貶義，例如土方的“方”以及涉及土方為首的夏營壘諸方國的國名都是依據甲骨文造字規律造字的。並不因為他們是敵人就採取貶低侮辱的象形或者會意去造字。

但是，甲骨文中有很多的字屬于盤庚以後殷商人的創造。這一點在甲骨文系統中有很多字可以自證。根據我的研究，甲骨文系統造字的繁榮階段應該是在盤庚以後的小辛小乙兩朝。甲骨文字中有很多字的造字可以證明殷商甲骨文系統產生的年代。殷商的造字者是非常偉大的創造家，他們不僅在造字中記錄了當時的政治經濟軍事天文地理祭祀農事和日常生活，也同時把造字的歷史年代的很多信息藏進了甲骨文中。其卜辭的追溯年代大約是在商先王上甲微和王亥。其中上甲微是卜辭中第一個使用天干作為諡號的商先王。卜辭商王名号中已經出現了所有十個天干的名稱。這大概是目前為止中國歷史上首次出現。有一點我存疑的是，有名有姓的王亥作為上甲微的上一代先王爲什麽不使用天干記名而使用了地支來作為他的名號。所以王亥的“亥”可能並非屬于甲骨文的地支系列，或者也許有另一種可能就是王亥的所作所為不配用天干作為名號。

以我對夏文字的初步了解，它的載體一般是刻在玉石上的。很少見到鑄造在銅器上的夏文字。雖然夏初已經有了禹鑄九鼎的記載，但是夏的青銅器製造似乎沒有成氣候，至少在考古中沒有提供詳實的夏代的青銅銘文。夏文字集中使用的地區應該是在今天山西省、河南省西部和陝西省的一部份地區。因為居住人口和年代的原因，目前最有可能批量且集中出土夏文字載體的地點應該是古二裡頭、陽城、陽翟、黃河以南的伊洛地區以及渭汭地區。

儘管有一些默默奉獻的網友嘔心瀝血地破譯了許多的夏文字（夏篆），但是總體上看是零散的、不象甲骨文那樣自成系統的。這和我們沒有佔據夏文字的全部原始資料有關。對比之下殷商卜辭出土地點比較集中、批量出土在一個較短的歷史時期，這就為甲骨文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因為他們佔有了這個系統的大部份文字和為數較多的卜辭文本。但是由于殷商甲骨文是目前最早的文字系統，在研究上屬于篳路藍縷，前無來者，研究者們只好向文字本身尋找答案，或者從甲骨文的兒孫——金文籀文古文和小篆——中去尋找答案。原因首先在于無論是堯舜時代、夏代還是殷商的造字者在造字時都是遵循一個造字的基本法的，這個基本法就是《易經·系辭傳》中所說的“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原因還在于考古發現的夏文字太少以致要將夏文字和甲骨文對照研究是非常困難的。

夏文字有一個凸出的優點就是它的圖文字比殷商甲骨文發達，其動物植物人物車馬雕刻得栩栩如生。這一點既證實了夏文化可能比殷商文化發達，也暴露了夏文字的一個可能的弱點：以圖代字，以圖表意，也就是說夏文字可能還沒有完全進入文字系統，很多的表意符號還是使用圖畫來記事的。

已經發現的夏文字即使有些破譯是準確的，但是遣詞用字都過于簡練，語義晦澀，以致在理解上需要進行跳躍性思維，所以頗為費力。這種遣詞用字的過于簡練可能是夏文字系統中造字字數較少的原因所導致。而語義晦澀則可能是夏時的語法比較原始，還不夠成熟所致。

夏文字的總量發現不多，夏文字之間夾雜著大量的圖畫，夏文本的語法過于晦澀，即使是在《山海經》這樣流傳後世的著作中，其使用的句型也簡單而幾無變化。這些都說明即使有夏文字系統的存在，它也是一個很萌芽狀態的文字系統。二裡頭遺址的開發業已發現直至二裡頭文化的二期只有陶片上的少量刻劃符號，其青銅器上也沒有發現銘文，這說明夏文字是誕生于二裡頭二期以後，且處于文字初創階段。

無論從考古學的事實證明，還是從文字發展史文獻推測，夏代絕不是文字的空白期，夏文字一定是存在的。黃河流域早在賈湖遺址就發現過類文字的符號，黃帝時期有倉頡所造的28個造字的《倉頡書》，堯舜時期有陶寺出土陶器上“文”的字符，大禹時期有12字的《夏禹書》。在長江以南有馬、崧、良文化積累的豐富的文字符號。夏金夏篆儘管學術界對它們是什麼樣的文字爭議很大，但是殷商甲骨文系統絕不是從文字空白中開始創造的，它一定有商前漫長的歷史的積累。所以對夏文字採取“鴕鳥政策”，認為只要我不承認它就不存在只是自欺欺人的做法。于學術進步無補，對中華遠祖的遠古文明是一種不負責任的學術態度。

一部《山海經》可以說明許多問題。不管它是以文字形式還是以口傳形式直至東周後期形成文獻，它的存在充分證明了夏人有將文化流傳後世的願望。

《山海經》流傳的不同版本的大同小異告訴我們：夏已經形成了最簡單的語法形式。這就是《五臧山經》中的：“[方位詞]+[裡數]+曰××之山。其上多××。其陽多××。其陰多××。有鳥焉，其狀如××……。有獸焉，其狀如××……。××水出焉，[方位詞]流注于××澤（或××河）。其中多××魚。食之已××。見則天下××。”

如果我們將現在業餘研究者的夏文字研究和《山海經》的文本相比較，有一個不能迴避的學術問題，就是民間流傳的大量的以夏玉為載體的夏文字與《山海經》的文本相比較，我們發現《山海經》文本要簡明扼要，通讀易懂。一種可能是夏玉上的夏文字是原著，《山海經》是經過千餘年民間流傳的再創作文本，但是收錄在郭璞注本的《山海經》各個版本的基本語法卻是大同小異的。第二種可能是夏玉上的夏文字是夏的官方文字，而《山海經》採取了民間口語的形式，目的旨在將民間寶藏流傳後世。這兩種被今人視為同一夏朝代的文本爲什麽會有如此大的語法和文字的反差實在耐人尋味……。

就目前看到的網友們能達成共識的夏文字的破譯情況看，夏文字的造字顯然沒有甲骨文規範。總體上看夏文字是鳥蟲篆，每一個字特點很突出，一部份字和後來的殷商甲骨文是繼承和被繼承的關係。但是夏文字的不成熟也是顯而易見的。首先是象形字，動植物人物車馬等還沒有完全脫離圖文字階段，其圖畫符號構成表意的最基本單位。而殷商甲骨文已經完成了由圖文字向線條文字的抽象，只用簡單的幾筆就勾勒出本字對象的獨特之處。對于難以用一個甲骨文字表示的複雜敘事，甲骨文不是採用圖文字，而是採用幾個意符組合的敘事字來表示。其次是夏文字會意造字的意符不是很規範，至少我沒有看出夏文字中存在一個可以用來彼此組合以產生新的本字的意符系統（或者說是部首系統）。夏文字和殷商甲骨文一樣也是一字一形一義的，但是夏文字的會意比甲骨文的會意要晦澀得多。最後是甲骨文有非常有規律的造字原則，例如：造字的視角，動態的表示，聲符兼意符的使用，文字的方向性，省略的表示，部首和非固定意符等等。依我看這一點夏文字和甲骨文是不可同日而語的。至少我們看見甲骨文本字，大致可以了解它要表示的本義大致是什麽，而當我們看到一個夏文字則必須和它以後的一些文字作比較才能大致破譯出本義。

但是夏文字在造字上有一个最大的優點：略。

以上是我作為夏文字的發燒友的一點不成熟的思考，在這裡抛磚引玉，希望引起研究夏文字的網友們的爭議和討論，以期使夏文字的有關理論早日形成系統。我期待著從事夏文字研究的網友們不吝賜教。